专家称以处女膜鉴定儿童遭性侵是目前国内误区

　　如何安抚遭性侵未成年人的心理创伤

　　反复做处女膜鉴定，甚至公开带血的内裤；不断向司法机关或者媒体回忆被性侵的过程和细节；扛着摄像机直接闯进受害人家，详细报道性侵案细节——多数受害人就这样被二次伤害。

　　如果不及时进行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干预，许多性侵未成年人案的受害者最初可能表现为恐惧、抑郁、药物滥用等，长大后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一辈子生活在性侵犯所带来的阴影当中。

　　如同装着魔鬼的玻璃瓶一下子被打开，近来，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频现媒体报道。短时间内，至少有10起被曝光：其中年龄最小的受害者只有4岁，另一个5岁的女童因此感染上性病，还有一个12岁的女生被强奸后杀害。

　　这远不是全部。广州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3年广东有超过2506名女童遭遇过性侵犯。北京多个区级法院和检察院也透露，近年来北京地区的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呈现数量上升趋势。

　　不过，当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在犯罪嫌疑人、教育部门和司法部门时，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那些被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和家人，将如何走出阴影并抚平心理创伤。

　　“在悲剧发生后，人们往往会忘记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关注儿童保护的教授龙迪指出，“如果没有周围人的理解和关怀，那种挥之不去的的羞耻感和无助感将长久地陪伴他们。”

　　另一方面，诸多研究证明，如果不及时进行跨部门、多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干预，许多受害者最初可能表现为恐惧、抑郁、药物滥用等，长大后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并一辈子生活在性侵犯所带来的阴影当中。

　　以处女膜来判断儿童是否遭遇性侵犯的做法，是目前国内很大的误区

　　这种专业的心理干预，早在司法机关调查案情时就应开始。10年前，龙迪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在香港社会福利署家庭及儿童服务科实习。她介绍说，在香港一旦接到举报，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察和社会福利署的社工会立即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在安全隐秘而又布置温馨的家居环境里，这些专业人员会对受害儿童进行取证访谈。

　　相比之下，许多内地的受害者首先是去做处女膜鉴定。5月21日，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黄岗镇一所农村小学，一名53岁的老师被发现性侵多名女生。事发后，这群还不到12岁的女生就在人们的视野中到当地一家中医院的妇科诊室进行检查。一位家长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在里面做检查时，家长哭，孩子也跟着哭”。由于家长不相信检查结果，当地警方又从南阳市请来法医，重新做鉴定。

　　反复的医学检查也在海南万宁未成年性侵案中上演。由于两次处女膜鉴定结果不同，一位家长甚至向媒体公开展示了一条孩子带血的内裤。

　　这种以处女膜来判断未成年人是否遭遇性侵犯的做法，在龙迪看来是目前国内很大的误区。龙迪解释，性侵犯除了有身体接触，还有诸如观看黄色录像等非身体接触。有些未成年人是长期遭遇性侵犯，不一定能够短时间内在体内留下证据，“如果以此为依据，会掩盖除了性交之外的其他性侵犯，而且男孩遭遇性侵犯怎么来判断”？

　　“还会让孩子产生贞洁耻感，担心自己以后怎么嫁人。”少男少女门诊创办人、心理咨询师邓军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孩子在遭遇性侵犯后，多次嚷着要去做处女膜修复手术。

　　对于那些被性犯罪恶魔选中的孩子来说，这可能只是他们所经受的“二次伤害”的开始。在海南万宁“校长开房”事件发生后，这些孩子一共做了3次笔录，反复向有关部门描述事发的细节等。一位家长向律师透露：“孩子在家里哭，说不要再打官司了。”

　　这种做法只能加剧受害人的心理创伤反应。有家长告诉龙迪，孩子向警方和媒体反复叙述性侵犯经历后，更加焦虑了。从2003年到2005年，她对6个遭受性侵犯的女孩及其家庭进行追踪，并以此写下35万字的《性之耻，还是伤之痛》的博士论文。这本出版于2007年的著作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本关于儿童性侵犯的社会工作研究文本。

　　事实上，在性侵未成年人案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如何少伤害或者不伤害孩子，是全世界的挑战。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比较成熟的理念和操作方式。

　　在香港，对未成年人进行访谈过程会被全程录像，这个录影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不会多次遭到讯问，也不用出庭作证。这种做法背后的司法理念是，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中，经过专业方法获得的未成年受害者口述也可以得到法律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