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以处女膜鉴定儿童遭性侵是目前国内误区(2)

　　性侵犯的创伤并非个人及家庭的胎记和指纹，即使最惨烈的伤痛也孕育着康复的力量与希望

　　媒体曝光后所带来的社会舆论，更是给很多当事人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海南万宁事件的受害者家长起初积极接受媒体采访，如今却躲着媒体，陌生电话都不敢接听。他们抱怨，有些电视台没按他们的要求给脸部打马赛克，让他们暴露了身份，邻居和亲友们知道后都在问。扛着摄像机直接闯进家里到处拍的记者也不少。

　　一家都市报详细地披露了海南万宁性侵犯事件的过程。在报道中，一位受害女生“向记者讲述了她和校长怎么认识以及如何去开房、为何去海口的经过”。

　　“披露这些细节，会激发创伤。对一些内心有性侵犯倾向的人，是一种示范。”即便是深入接近受害女孩及其家庭的龙迪，也不敢追问她们遭受侵犯的过程及细节，“以免撕裂她们未能痊愈的伤口”。

　　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之下，部分海南万宁受害女孩不想上学了。一位女孩在事发后尝试着回学校上课，但两天后她回家跟家长说：“同学又说起这事，不想上了，以后都不上了。”

　　不少家庭选择逃避，给孩子转学或者举家搬迁，换一种环境继续生活。不过，在龙迪看来，在侵犯者已被控制的情况下，家长如此“兴师动众”地改变生活状态，也有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惹了很大的麻烦”。

　　她打比方说，“性侵犯的创伤并非个人及家庭的胎记和指纹。即使最惨烈的伤痛也孕育着康复的力量与希望”。国外的研究数据也表明，性侵犯未成年人受害者大约有20%到40%的人没有出现性侵犯所带来的精神状况。修复创伤的关键，是受害人能否从家庭成员，特别是从父母那里获得更多支持。

　　龙迪发现，许多性侵案受害者的父母事后通常会很自责和内疚，而这种情绪有时会以愤怒的形式表达出来。极端的情况是，父母会一边责备和打骂孩子，一边自己流泪。

　　在事发10多天后，海南万宁事件中的一位受害孩子的父亲，坐在大排档里，和南都周刊记者郭丽萍说话时，脸上没有流露过多情绪，但是他一口菜都吃不下，闷头喝啤酒。而说起官司，这个男人一改平静，用不可商量的语气说：“如果还不行，那我只有用生命换回这个公道、公正。”

　　“不少家庭在知道孩子遭遇性侵犯之后，会觉得生活没有希望，担心孩子今后就完了。其实，孩子的创伤是可能修复的。”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龙迪，在家庭的关怀下，性侵犯创伤可以自愈。不过，这需要家庭掌握专业知识。现实是，很多不幸家庭因为缺少这种专业知识而迷茫。

　　在龙迪完成对6个遭受性侵犯孩子和家庭的访谈之后，她欣喜地发现，有些孩子的心理创伤日益改善。其中一个孩子，曾经“噩梦不断并尖叫、厌食”。时隔数月，龙迪再次见到这个女孩时，“她就像水仙花终于有了水一样十分清新”，滔滔不绝地和龙迪谈起自己在学校的新鲜事。

　　孩子的变化，得益于家庭关系的改善，父母给她带来正确的情绪支持。在此之前，龙迪对这一家三口做了一次访谈，并给孩子父母提出一些建议。

　　如果任由孩子心里开裂着伤口，这道伤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一颗地雷

　　不过，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其他成员也是受伤者。他们也需要周围人甚至社会给他们提供持续、有效的情绪支持。一直以来，龙迪都期待，中国内地能借鉴香港的经验，建立多部门跨专业合作的性侵犯善后干预模式，来减少受害家庭二次伤害的可能性。

　　1991年，香港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仅占整个虐待未成年人个案的2.6%，但19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30.7%。针对日益严重的事态，香港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从那时起，香港成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在政府的社会福利署设立了儿童保护科及临床心理服务科，对受害儿童提供服务；在警务处内部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科，承办儿童性侵犯等有关案件。

　　根据龙迪的介绍，在香港，一旦程序启动，与受害人相关的各类人员——家长、政府社工、警员、教师、医务人员，将迅速地组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这个团队迅速获取并汇总受害人的各方面信息——身高、体重、血型、家庭状况、性格、爱好甚至日常学习成绩，然后在经验丰富的社工主持下，协商如何回应受害未成年人及其家人的需要。

　　她曾列席过这样一次会议。主持会议的社工，首先向大家简要介绍女孩的现状，然后十分温和地请大家提供帮助和建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便开始各抒己见，整个会议的气氛十分平静，完全不像龙迪想像中的如临大敌。

　　2007年，龙迪在北方一个农村，试验多部门跨专业合作的干预模式，还给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但是，探索半年后，龙迪感觉困难很多，比如，相关部门是否将这件事情放在议事日程，不同部门之间如何打破条块分割，进行协同合作。

　　如今，她正在编写“防治性侵犯未成年人的干预手册”。这套手册将告诉警察、法官、律师、医生、心理治疗师以及中小学老师和新闻媒体，面对性侵犯未成年人，如何考虑受害者的感受，避免因为自己的“不专业”，成为二次伤害的制造者。

　　“如果任由孩子的心里开裂着伤口，这道伤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一颗地雷。”龙迪说。

　　噩梦、焦虑、害怕报复、愤怒、害怕男人、学习成绩下降等，这是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犯后的心理创伤反应。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陈晶琦研究发现，与没有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学生相比，有过不幸经历的学生，抑郁情绪、敌意、强迫症状和焦虑的量表得分高，健康状况自我感觉评价得分低，甚至有人在调查的近一年里考虑过自杀。

　　性侵犯对于孩子的心理伤害，还可能阻碍他们在某个阶段的身心发展，以及影响他们对“性”的认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性有特殊的意义，他们可能误以为“表达关心是用性”。可怕的后果是，如果他们沿着“性是唯一价值”的路走下去，人生可能会走偏。

　　然而，人们把目光锁定在案件纷争的同时，受害者心理受到创伤的事实反而容易被忽略。连日曝光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无论是官方通告还是媒体报道，受害者的心理评估未被提及。

　　海南万宁事件5位受害方曾经的代理律师陈武权说，“没有看到心理评估，家长也没有提过，这个问题被忽略了”。一位河南本地媒体的记者在采访河南桐柏校园性侵案时，特意问一位县教育局副局长，“是否考虑给受害学生提供心理治疗师”。那位副局长很尴尬地回答：“你的提醒很重要，我们也想给学生提供心理辅导，但是这里没有专业的资源。”(记者 陈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