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硕士闹市卖米粉：北京不缺律师 缺好吃的粉(2)

　　数据调查

　　63%

　　240名北大学生

　　63%表示可以考虑“卖猪肉”

　　2013年04月，因干上杀猪一行而闻名的北京大学毕业生陆步轩以及他的生意伙伴、同为北大毕业生的“猪肉大王”陈生回到母校演讲。北大在240名学生中开展了一次大学生就业形势与心态的问卷调查，其中对“大学生杀猪”的看法，有超过58%的学生认为这是“正常的职业选择，没什么特别”。

　　如果卖猪肉的工作具有充足的发展空间，63%的学生表示可以考虑入行，近10%的人明确愿意入行，不觉得和别的工作有什么区别。超过一半的人认同“职业不分贵贱”的说法。

　　2014年我即将结束在北大的硕士学习生涯，也面临着毕业的选择，我选择了开一家米粉店。

　　就亲友的期待而言，我或者应当去律所，或者应当去机关，或者应当出国。从6岁上小学开始当学生一路过来，评判我个人价值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考试与得分，所以我思考的问题大多关注“是什么”，即标准答案是怎样的，而很少放在“为什么”上。

　　现在即将进入社会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份不再是学生，我同时也发现过去事事都有标准答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很多人生选择如果不问个为什么，你就无法为它找到合理性基础。

　　比如有的朋友告诉我，他要留在北京，要通过奋斗在北京有车有房，我便疑惑，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机会成本在北京实现这一在任何一个三线城市都很容易实现的目标。这时朋友便会抛出另外一个论点，北京的机会很多。可是在我看来，北京的机会是有门槛的，比如在没有户口之前，北京的一切福利都和你无关，所以这里面还是存在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连续问了无数个为什么后，我开始畏惧每天挤两个小时公交车上下班的律师生活，也畏惧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生活，最后简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好。

　　持续了大半年后，我想通了，因为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去驾校学车，和驾校的教练聊天，对话如下：

　　教练：你们大学生都好找工作吧？

　　我：嗨，不好找啊，形势不好啊。

　　教练：你们毕业出来工资水平大约是多少？

　　我：七八千元吧。

　　教练：嘿！那工作还不好找啊。我小学毕业，觉得全国就业形势好着呢，到处都是工作机会。这也是我图舒服，当驾校教练，原来开出租车挣得多。就算我啥也不会，去工地搬砖，还一天300元管吃饭呢。工作怎么就会不好找呢！

　　这件事情让我豁然开朗，如果找工作的定位仅仅是谋生手段，那我发现我的谋生手段有一万种。当然，道理想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就像北大的那位卖猪肉的校友，哪怕已经做成企业了，演讲词还是要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母校，给母校丢人。人毕竟是社群动物，都得在乎家人、周围人的期待和目光：是大学生，就得做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给我触动更大的一件事，是我的导师吴志攀先生给我的教导。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词里面，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无论未来如何，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验过程而非结果，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纵使将来去扫大街，若能获心安，也自认是人生大温拿(注：winner，赢家)。”

　　结果先生看到以后，就批评了我。他告诉我，环卫工人和其他职业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的表述有问题。这时我才想起先生经常对我们的教诲：“岗位无高低，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通过这件事情，我读出来了：事情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的区别。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够对社会有贡献。

　　我的另外一个顾虑，是学习了六年的法律，却从事和法律没有关系的工作，好像有一些浪费。但很快我也就想通了，法律在我看来，除了具体的条文，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维。六年法律学习带给我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点，法条我早已忘记了大半，更主要的是我由此敢腆颜地说自己掌握了一些法律、法学的思维与做事方式。用一种思维去做事情，我觉得择业就不那么受限制了，就像互联网思维，你可以拿它去做互联网，也可以拿它去做金融、房地产、餐饮。这样看来，假设世界上有一种法律人思维，那我拿它来做餐饮，似乎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