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律师为伤医案辩护18年：我悲哀地沦落到赞成安检(3)

　　“老师是个‘加柴火’的人。”多年未见的学生见到她，惊讶于她50多岁的年纪，说起时新的话题来，还像当年那样又多又快，谁也插不上嘴。

　　她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发短信时手指在屏幕上飞快移动。挂QQ、发微博、聊微信，样样都会。有一次，她甚至还运用先进的“GPS导航软件”，当庭拆穿凶手的“自首”谎言。

　　出差在外，她得空就出门“扫街”，不一定购物，但为学习橱窗里“专业的”服饰搭配。

　　坐在最喜欢的书店咖啡厅里聊天，李惠娟一下午换了3副眼镜——墨镜、金丝框、流行的树脂粗框。她不满意刚刚收拾的发型，用一顶灰色的、有浅浅暗花的帽子包住脑袋。桌下，她纤细的小腿上裹着针织长袜，脚蹬闪闪发亮的高跟鞋。坐在那儿好几个小时，她也始终保持上身挺直，连沙发靠背挨都没挨一下。

　　她不会做菜，烫不平衣裳，每月只能陪家人两三天，更没时间帮丈夫照顾老人，但她和她代理的所有受伤的医生、受害者的家属保持联系。温岭医院惨案发生后，她对采访来者不拒，不仅连续更新微博，还动员赵立众医生上电视“现身说法”。

　　这一切都是因为，不少医生都告诉她，这段时间，“能不能活着回家”，成了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我对他们的帮助在客观上效果微乎其微。”李惠娟说，“不收钱也不是因为我高尚。”她认为她所帮助的人，其实对社会贡献比自己大，不应再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付出更多。

　　王东清把李惠娟当做“永远的代理人”，即使是在最想把自己锁起来的时候，他也愿意跟李律师说说话。

　　当李惠娟去探望病中的蔡映云时，老教授很感动。“医生不是穿上白大褂就成了天使，医生也是人，现在为医生讲话的人很少，她的存在意义很大啊。”

　　这位律师除了“动口”，也会“动手”。比如和网络上热心公益的朋友共同组织活动、发起捐款。

　　不久前，她又在安徽医大二院一死四伤案的庭前会议上，和司法鉴定专家就嫌疑人的“精神鉴定”问题较了真。

　　“如果他是精神病，那么我也是，你也是，所有人都是！”李惠娟解释，凶手是想借“限制性精神障碍”逃脱法律制裁，这正是伤医案犯案人常用的伎俩，也是中国司法鉴定领域的大难题。

　　然而，正如奔忙18年中遇到的大多数难题一样，李惠娟觉得，越来越感到需要信心。

　　原本希望通过医疗体制建设、保险体系完善和全民素质教育“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李惠娟，而今感到无奈。

　　“我被逼着，悲哀地沦落到赞成安检、钢叉加催泪弹的举措。”因为她不想，也不敢再面对更多的恶性伤医事件，不想让自己的课件案例里，不断被加进新的名字。

　　“凶手伤的是王浩的身，伤的是行业的心，伤的是医患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她一字一顿地重复着当年在法庭上的陈词，失败感迅速向下拉扯着她精致妆容下小心隐藏的皱纹。

　　在时隔两年后，王东清近来终于梦见了他日思夜想的儿子。在梦里，王浩举着奖杯，穿着最喜欢的白衬衣，笑着跟父亲说，我要结婚了。

　　从梦中醒来，王东清又陷入了温岭杀医案带来的悲伤和愤怒中。“为什么我儿子的生命都拦不住这样的事？”“他们告诉我时间会淡化一切，但我为什么越来越想他？”

　　不久前，王浩的弟弟结婚了。原本不想再让家人从医的王东清想到未来的孙子，忽然又转变得很坚决，“一定要让他当医生，完成他大爷(大伯)的遗志。”

　　为了这个并不存在的孩子和那个远未涉及的职业，李惠娟觉得，自己再失望，也还是应该“活着干，死了算。” 她还想要筹建一支志愿者队伍，还想在医院发展义工组织……

　　“但愿有一天我无事可做。”她说，“那才是对我一生最好的褒奖。”记者 秦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