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以史为鉴寻求和解 反省历史赢得国际尊重

　　以史为鉴 寻求和解

　　教科书是重要的学术、政治和教育媒介，它们不仅诠释着哪些知识被传授、何种能力受鼓励，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关于国家身份的理念。教科书可以激起种族、文化、宗教、政治的冲突，但同时也能成为消弭或调解这些冲突的途径。

　　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以下简称埃克特研究所)位于德国中部城市布伦瑞克。走进这座白色小楼，迎面就是一个图书室，展示着来自世界各国、各个时期、不同领域的教科书。最靠近门的两排书架上摆放着德国各地学校正在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林林总总约有上百本。翻开这些教科书，关于犹太人大屠杀和纳粹时期暴行的内容清晰可见。还有些单行本专门介绍安娜日记或纳粹历史等。该研究所是国际知名的教科书研究机构，副所长埃克哈特·富克斯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深刻反省历史、承担历史责任已是德国民众的常识，历史教科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断修正历史认识

　　德国的教科书修订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二战结束后十多年间，联邦德国(西德)民众很少公开讨论纳粹暴行，历史教科书中也没有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描述。历史学家马蒂斯·海尔认为，这是因为在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在盟军占领区实施美式教育改革，然而由于大量启用了有过加入纳粹党经历的教师，改革受到消极抵制。1949年西德成立后，在“国家重建”和“社会稳定”政策影响下，对历史的反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比之下，民主德国(东德)一开始就对纳粹分子进行了彻底清算，并谴责犹太人大屠杀是纳粹最严重暴行之一。不过历史学家安内格雷特·埃曼也指出，东德的历史教学偏重讲授民众的反法西斯斗争，而没有明确反犹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根源。

　　1959年至1960年，西德发生了数百起排犹事件，激起各界深思。时任内政部长施罗德承认，西德在历史教育方面缺乏一个教学大纲，也没有形成共识，导致学校内部思想混乱。他建议在课堂内外重新开展价值观教育，防止年轻人受到纳粹反人道主义等思想的侵蚀。从此，在德国历史教科书中逐渐出现犹太人大屠杀等内容。从上世纪70年代起，对历史的陈述增加了更多人性视角，学生从一个个有名有姓的犹太人的遭遇中，对纳粹暴行有了深刻认识。

　　今天，在德国16个联邦州的学校里，犹太人大屠杀事件被列为历史课的必修内容。它被放置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纳粹崛起，德国建立独裁政权，纳粹的意识形态和反犹思想形成，纳粹的反人道罪行以及侵略战争肆虐，等等。除此以外，德国学校的公民课、文学、宗教等科目中都会涉及相关内容。

　　从遮掩回避到认真反省，德国历史教科书发生这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富克斯认为，冷战的大背景和西德对融入西方社会的诉求是最重要因素。冷战时期，西德把同周边国家和解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目标。“通过深刻反省历史、承担责任，我们赢得了周边国家的尊重。”富克斯说，两德统一后，德国历史教科书的变化更加明显：从单向传授历史知识，转向鼓励学生深入思考；从专注国内历史，转向欧洲乃至世界背景下德国的发展；从以德意志民族为主的德国历史，转向多民族共生的多元社会历史。

　　双边委员会作用显著

　　双边教科书委员会是德国为赢得国际尊重而加强国际合作的最好例证。其背后多数有埃克特研究所的身影。

　　上世纪50年代，德法教科书委员会成立。双方通过对历史问题的学术探讨，为德法关系的发展重新注入活力，消除误解、重建信任。2006年，第一本德国和法国共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面世，这也是德国唯一一本得到所有16个联邦州批准使用的中学历史教材。埃克特研究所的斯特布尔博士对记者表示，德法历史教科书具有极大的政治象征意义，是德法政治和解的标志。

　　德国和邻国波兰有着长期复杂的历史纠葛。1972年成立的德国波兰教科书委员会为双方沟通历史认识做出了突出贡献。尽管当时的西德和波兰分属不同阵营，委员会依然成功促成签订《有关联邦德国和波兰历史和地理教科书的建议》，双方召开了数十次教科书研讨会议。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双方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分歧基本得到了解决。预计德波合作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将在2015年问世。此外，埃克特研究所还成立了德国以色列教科书委员会和德国捷克教科书委员会等双边合作平台。

　　富克斯说，这些双边委员会的成立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即以教科书为媒介，消除或减少双方在历史和地理等问题上的偏见和分歧。埃克特研究所不直接参与德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但它为教科书编撰者提供沟通平台。

　　政治意愿是核心要素

　　谈到历史教科书问题，人们少不了将德国和日本做对比。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的德国籍历史学教授斯文·扎勒尔分析称，历史教科书在日本成为“问题”，在德国却无人质疑，主要是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两国应对外界批评的态度不同。战后西德最主要的政治目标，就是成为国际社会受尊重的一员。当在历史问题上受到国际社会批评时，德国不仅虚心接受而且主动改正。相反，日本在战后绑定与美国的同盟，不惜冒被亚洲孤立的危险。

　　其次是两国政治力量介入的密度不同。德国在战后尽量减少政治对历史教科书的干预。教科书编写基于社会共识，最后需请独立机构和专家评审。日本却由文部省负责评审，受到政党政治的左右。当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民众普遍承认侵略历史、呼吁承担历史责任时，自民党内却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反对“考虑邻国感情”，结果导致一些客观描述二战历史的教科书无法通过，获批准的教科书中批判性内容大量删减。

　　最后，两国历史教育的宗旨不同。德国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寻求国际和解，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而日本却过分强调“爱国主义”和“健康的民族主义”。

　　扎勒尔表示，在德国教科书经验的推动下，日本一些历史学家积极参与了国际历史教科书研究，日本、中国和韩国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交流平台，这是很有意义的进展。不过，由于日本执政者继续坚持把历史教育“民族化”，国际研究成果转变成课堂教材还有待时日。(记者 管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