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部门插手国际投标 助美企击败欧洲对手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原题：美国“监听门”：欧洲为什么愤怒

　　所谓的“监听门”，事实上并未超越情报界的传统和惯例，这就是整个事件最可能的真相。而放任那些与美国情报机关合二为一的跨国商业巨头们介入各国市场，才是对本国情报与信息安全的最大失职

　　“监听门”事件本来不该是如此情形：通行多年的情报法则如事先设定好的剧本，美欧各国领导人一直一方面向国民宣讲情报合作对捍卫跨大西洋的自由民主联盟的价值，一方面私下里紧守门户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空子伺机互入敌营。

　　但5个月前一个叫斯诺登的理想主义“黑客”借助舆论的推波助澜，几十年秩序井然的情报王国转眼间变成了一场闹剧。

　　闹剧在近期突然又升温，有了新的戏剧性发展。美国情报部门被曝监控了35位外国政要的私人电话后，而凡已经被点名的无一例外的表达了“愤怒”“惊讶”和“谴责”；可最具讽刺意味的，却是10月30日美德代表因此在白宫达成了一项互不监听“工业情报”的协定。

　　“互不”两字暴露了情报双方的面目。难道一直以受害人形象出现的德国，也对美国搞监听？而所谓“工业情报监听”，似乎指的是对企业家的监听而非对普通公民和领导人？

　　协定背后的真相，变得更耐人寻味。

　　夸张的愤怒

　　即使无法对整件事情做出全面的还原，仍显而易见，包括德国、法国领导人在内的欧洲盟友们对美国“监听”的反应，与常情常理是相悖的。

　　以德国为例，很多传媒在报道德国对监听门反应的时候，都把总理默克尔还有议员史卓贝勒、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欧普曼混为一谈了。斯诺登在赴俄罗斯政治避难前就已经向外界公布了美国对国土以外展开广泛监控的消息，从7月到10月这么长的时间，无论德国总理还是德国情报部门，却都对此无动于衷；直到10月24日《卫报》点了德国和默克尔的名字，德国总理才“恍然大悟”地表示惊讶和愤怒。但除了要求美国做出解释外，德国政府和情报机关并无进一步反应。

　　在德国，唯一想到去寻找“信息源”，探寻究竟的竟然是绿党议员史卓贝勒，此人主动飞到了俄罗斯与斯诺登见面，并提出希望他能赴德国国会作证。而支持他这一提议的，是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欧普曼了和左派党党魁奎西吉。在整个事件中，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同时应该对德国公民信息安全承担第一责任的保守党及其领袖默克尔竟然完全置身事外，同时，德国还以法律和外交考虑为由阻止斯诺登来德。

　　在结束不久的德国大选中，社民党是默克尔大选中的最大对头，而绿党则刚刚拒绝了保守党联合组阁的邀请。这些中左政党和默克尔作对已久，此次却替总理出头，还要越俎代庖替名震欧洲的德国联邦情报局进行调查，这事出何由？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了法国。法西两国外交部门因为美国安全部门在其境内监听，引发民愤的问题已经数次在公开场合向美国发难。但是最该表态的情报部门却自始至终保持沉默。这可不是曾被美国人评价为“过于无法无天”的法国“国内情报总局”的一贯作风。

　　直到看到指责声浪太大，“监听门”的主角美国国安局(NSA)不得不通过《华尔街日报》向外发话，所谓监控其实“是西班牙和法国情报机构在实施监听，并与美国国安局共享相关数据”。能言善辩的法国媒体就此沉默，开始把矛头集中于监听法国领导人一事上，不提其他。

　　斯诺登的“威胁”，在于他还未完全公布所掌握的材料，而且谁也不知道他是否会继续公布。这种情况下，如果欧洲各国领导人们不为自己的愤怒打出些“提前量”，一旦有新的信息爆出，政治家们与美国合谋的帽子就更难摘掉了。

　　即便如此，领导人们的愤怒也显得文不对题。欧洲政治家们用各种尖锐的言辞抨击美国(包括“独裁式民主政治”“欧洲要独立之类”)，但是他们从未说清楚，他们为了防范美国的监听行为究竟做了什么，他们未来准备做什么，国家的情报预算花在了什么地方，最后，他们甚至以和美国同样的理由“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拒绝公开欧盟情报合作的内容。

　　那些被政客们高呼的“民众基本权利”如此虚幻，而欧洲各国的情报预算却如此真实。在这个看不见规则差异的领域里，欧洲的愤怒显得如此缺乏底气，而且得过且过。

　　无止无休的交战

　　情报学中有一个常识叫做“情报的力度与交往的密度成正比”：国家对情报的需要与友谊或仇恨都无关，只和特定时期的具体需要有关。互动存在，情报就有必要；交往越多，情报的需要就越频繁。探讨谁更高尚谁更卑鄙从来不是情报学的专长，如何做到和如何“回报”才是情报人员的主业。如果说情报行业的历史经验能够告诉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事，只要你做得到。

　　回顾冷战以后欧美盟友间的明争暗斗，就会知道所谓的“互不监听”协议是多么无稽可笑。

　　从那些有据可查的案例中，各国情报机关的行事风格大概可以管中窥豹了。以此次情绪激烈的法国政府为例，美法两国情报机关斗法的故事可谓源远流长。且不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勒鲁瓦主政秘密行动分局第七处时，与美国同行的大打出手。就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双方的拳来脚往也不时见诸报端。

　　希拉克政府时期，公务改革事务部次长哈韦尔·普拉尼奥尔就曾在1992年时被美国特工玛丽·安·鲍姆加特纳拉下水，泄露了大量关于政府世贸谈判立场的情报。就在他以为自己前程尽毁的时候，法国反间谍局局长雷蒙德·纳哈特亲自出马，找他谈话并把他发展成双面间谍。最后，普拉尼奥尔在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不但反手把美国在法美世贸谈判中的底牌弄到手，还顺带把美国驻巴黎的情报网连根拔起，五名美国间谍头目被驱逐出境。

　　普拉尼奥尔之后仕途得意，双面间谍之事从未成为其前程的羁绊。要说起来，法国谍报人员曾因偷窃波音公司机密信息被逮捕，之后还是靠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求情，才没被审判，而驱逐回国的。

　　至于此次以受害人身份出现的德国，在监听和搞情报方面同样战绩累累。2003年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迪尔·汗贩卖核情报一案，就是德国情报部门“搂草打兔子”顺道揭出来的。但是德国从未就为什么对反恐战友巴基斯坦的重要人物搞情报，做过合理的解释。

　　而德国情报部门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小动作更复杂得多。2008年4月德国《明镜周刊》揭露了自2006年6月起，德国联邦情报局特工便开始利用间谍软件监视阿富汗商业及工业部的丑闻。德国和阿富汗可是盟国，而且监督行动与反恐等问题无关，却与德国的投资计划有关。最后狼狈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不得不公开向阿富汗道歉，但却从未公布过调查结果。

　　最有趣的是，此次对美国监听“毫无知觉”的德国国内安全局，在今天9月6日时竟言之凿凿地说，对德国的监听和网络攻击主要是来自“中俄”，美国连提都没提。他们的掩饰不是对美国同行充满感情，只是担心大家底子都不干净，揭出来两败俱伤而已。

　　至于“监听门”的主角美国，按照斯诺登曝光的资料，2013年情报预算总额达到526亿美元之巨，占到美国GDP的1%，可这样的巨资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R·克莱珀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526亿只用来监控恐怖主义，岂不是天大的浪费？斯诺登曝光的资料中就显示，美国大量的监控目标根本就是经济和技术领域的。而且不止是法德等盟国，就连和美国合作开发棱镜计划重要工具Stuxnet(超级工厂病毒)的以色列，也被美国列为和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古巴同级别的“战略性聚焦”目标。

　　以色列既然深度参与到棱镜计划的技术保障部分，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但即便“监听门”曝光，以色列仍是淡然处之，与法德等国表现截然不同。这大概与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在美国搞情报太出名，加上本国百姓长处危局之中心理承受力较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