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部门插手国际投标 助美企击败欧洲对手(2)

　　受惩罚的应是企业大佬

　　各国情报部门之间互斗互相窥视，不会是朋友，但绝对是休戚与共的伙伴。任何试图对秘密世界立法立矩的举动，要动的都不只是美国情报机关的蛋糕，而是对这些习惯于窥视隐私并依此牟利的权力机关的共同挑战。

　　NSA的监听无所谓超越底线问题，当年法国第七处还因窃取了在巴黎开会的美国国务卿乔治·鲍尔皮包内的文件和衣服口袋中的手稿，而得到戴高乐半公开嘉奖。而美国的监听技术水平很可能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偷偷超出了欧洲同行的视线之外，这也许才是默克尔和奥朗德愤怒的理由。

　　所谓的“监听门”并未超越情报界的传统和惯例，这就是整个事件最可能的真相。

　　奥巴马的尴尬，无非是一个曾经被所有欧洲盟友奉为老朋友的人，最终被证明喜欢“听门角”；而包括NSA在内的美国情报部门仍会继续和欧洲同行们搞资源共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人需要受罚，从长期看最可能受到影响的就是那些与情报部门搞合作的跨国公司们。

　　美国情报机关和大型跨国企业沆瀣一气早已不稀奇的新闻，曾先后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情局担任局长的海登，就曾经毫不隐晦地表示：“一家公司不只依法行事，而且所做的事有利维护国家的安全；而我如果是机构的主管，我会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个合作伙伴表示感谢。”

　　而这些大企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情报机关的合作者，这些公司又要求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按照一些前情报官和企业主管的说法，那些大型跨国企业要考虑到在他国经营的风险，因此不会直接参用“留后门”等方式配合国家情报机关。

　　CIA惯用的手段是成立第三方贸易公司，指令美国企业把设备卖给他们，然后在设备里做手脚，最后再卖给他们想获得情报的对象。前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人员乔·哈丁(Joel Harding)就曾经透露，被甲骨文公司收购的太阳公司(Sun Microsystems)就曾经受美国情报部门要求，对出售给亚洲某国的电脑处理器进行改装，装入间谍软件。但这种做法今天已经站不住脚，一方面那些大型跨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其大宗交易行为对第三方的依赖已经越来越小；另一方面随着这些大企业跨国经营的深入，他们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挑战会越来越棘手，没有对方国家的政治保护，他们是无法获得稳定的利润预期的。

　　斯诺登所曝光的文件中，也已揭露了许多大型公司与情报机构的密切关系。包括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 等九大企业在内的几千家企业不仅建设了“棱镜”所需的软硬件环境，甚至直接参与到许多具体项目当中。

　　2011和2013财年，国家安全局分别支付了3.94亿和2.78亿美元给这些商业公司，国内和国际监听甚至已经成为了这些大公司的一门业务。

　　而另一份被媒体曝光的“梯队”项目，则揭露了美国情报部门两次直接插手国际投标业务，以保证美国企业打败欧洲对手。

　　CIA对经济界的渗透已经到了直接投资高科技企业和进行人员渗透互换的程度。著名的圣骑士资本集团(Paladin Capital Group)，其公司业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投资那些为NSA及美国其他情报机构提供高科技解决方案的创业企业。而In-Q-Tel风险投资公司，则干脆由美国CIA(中央情报局)出资建立。网络电话服务商Skype被曝光设立了一个名为“象棋项目”(Project Chess)的秘密项目，旨在探究如何从法律和技术层面使得Skype通话可随时被美国情报机构和执法官员调用。而Facebook前首席安全官马克斯·凯利(Max Kelly)2010年从公司离职则干脆直接加盟了美国国家安全局。

　　这样密切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共享关系，到最后发展成彼此一个电话就可以实现合作的地步，所谓跨国资本不威胁投资目的国家利益的说法就很难站住脚了。

　　情报机关和跨国资本行规不一，如果说前者的窥探行为理所当然，那么后者罔顾投资目的国的利益，而搞情报工作则完全不应该获得谅解。

　　国际电信与信息产业是一个市场价值在30万亿美元以上的巨大市场，放任那些与美国情报机关合二为一的跨国商业巨头们介入各国市场，是对本国情报与信息安全的最大失职。重新审视敏感领域的投资规则，强化忠诚的本国资本在敏感重要市场的市场份额，才是“监听门”可能造成的最大成果。

　　2011年，古巴发现美国国际开发署承包商阿兰·格罗斯偷偷建立一个“不受古巴当局控制的通讯系统”，而对其执行15年监禁处罚，此案例已经释放了一个信号，如今欧洲各国是否会出台新的措施将会成为另一个转折点。情报官们可以躲藏在豁免权之后，那些企业大佬们将是最可能被惩罚的对象。显然，那些最先考虑重建敏感市场安全规章的国家，才是这场闹剧中最清醒的玩家。 (于海洋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美中研究所博士后、吉林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