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记录者追忆报道经历

　　有一天，青春不再，却一事无成——很多人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困顿和失落。然后，有人选择从此起步，有人则甘于沉沦平淡。

　　当年，陈锡添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都说四十不惑。可年过四十的陈锡添才开始困惑：未来在哪里？理想究竟有多重要？

　　最终，42岁的陈锡添下定决心：放弃其他，遵从内心。就在那一年，他去了刚成立3年的深圳特区，成为一名“大龄记者”。

　　所以，当1992年邓小平来到深圳时，机遇才会突然敲门，出现在陈锡添面前，陈锡添也有幸成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记录者，而陈锡添的人生，也因此改变。

　　直到现在，71岁的陈锡添仍掌《香港商报》总编辑之职，还经常和年轻记者一起探讨写作的细节。

　　3月30日，在河南郑州，陈锡添与本报记者一起回顾了他这20年的历程：比别人起步晚，却也比很多人走得更长。即使人生迟暮，在机遇找到你之前，你也需要做好准备。

　　一次冒险的发稿

　　当年发表时被称作具有“极大政治勇气”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在20年后的2012年1月31日重新刊发在《深圳特区报》头版。

　　该文作者陈锡添和这篇文章，像是互为代名词，早已刻上了彼此的烙印。

　　3月30日，应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之邀，陈锡添来郑州参加《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20周年座谈会。

　　“必须承认，1992年改变了我的一生。”在郑州一宾馆内，面对本报记者，陈锡添点上一支烟，烟雾升腾，思绪回溯——

　　那是1992年1月18日，陈锡添接到一项重大任务：邓小平次日9点到深圳，跟随采访，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我是深圳唯一指派的文字记者。”

　　当这个机遇敲门时，陈锡添51岁，是《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到报社工作9年，经历坎坷，几多离合。这个年龄的人生，似已渐渐迟暮。

　　而当时的深圳特区，情势也颇为微妙。

　　“迈进90年代，敢闯敢试的深圳畏缩不前了。”陈锡添说，当时湖南的一位市委书记曾私下对他说，“大家都盯着深圳，深圳畏缩不前，改革开放的前景岂不很迷茫？”

　　当时，一场遍及全国的姓“社”姓“资”的争论正愈演愈烈，有一个故事真实得让人难以想象：一位老革命家哭泣着说：“深圳只有国旗是红的，江山变色了。”

　　邓小平到了深圳，陈锡添得到的指令是“不报道”。

　　陈锡添觉得可惜。“光‘邓小平到深圳’这6个字就是全国重大新闻，尤其是在这种背景下，意义非同一般。”

　　在“不报道”的指令下，跟随而来的几家中央媒体记者都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写稿。

　　“直觉告诉我，总有一天会有机会报道，我要有这方面的准备。于是小平同志走到哪，我就拼命挤在旁边，要不然听不到他讲话。”从后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陈锡添和邓小平中间往往只隔着三五个人。

　　采访不准录音，只能凭笔记，晚上回到宾馆，再凭要点回忆整理，凌晨两点之后才睡。

　　最后，5天的采访笔记记了70多页。

　　报社的摄影部主任曾让陈锡添带一台相机，拍几张照片，但被他拒绝了，理由是“一心不能二用”。　

　　到3月中旬，媒体仍未获准公开发表小平讲话，这盏“红灯”谁也不敢去闯。　

　　3月22日，陈锡添一觉醒来，看到《南方日报》头版标题是“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他感觉“脑袋‘轰’的一下炸开，大口喘气，血热脸红”。

　　事后询问，该报道请示过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

　　“急得心里怦怦跳，不是不让发表吗？消息要是一篇篇出来，我采访的南方谈话内容，就没法写、没机会被人知道了。”

　　躲进房间，铺开稿纸，陈锡添一挥而就：《东方风来满眼春》，11000字一气呵成。当晚，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审阅完全文，两人决定刊发。

　　印刷前一晚，陈锡添失眠了。不是怕丢官受处分，而是满心惶恐。“大量引用邓小平的话，弄错了怎么办？”

　　4天后，文章被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在头版主要位置转载；中央电视台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全文播发。

　　这篇文章，让南方谈话精神传遍全国。社会思想的分歧，像春风吹拂下的冰面，瞬间融化。

　　客观地说，当时陈锡添发稿还是很冒险的。

　　“一位中央领导曾问稿子是怎么出来的，说你胆子好大啊。”陈锡添说，“这么重要的稿件，领导不发话、不审稿，当时只能在深圳，别的地方出不来。”

　　印象里，小平幽默，有时还有些童真，陈锡添也没打算按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教条、刻板地描写领导人。

　　“我想把小平同志写成一个慈祥可爱又有人情味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