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记录者追忆报道经历(2)

　　42岁的“小记者”

　　这篇文章的题目，来自唐朝李贺的诗。

　　还在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时，陈锡添就喜爱李贺的诗歌，现在，他仍能背出“东方风来满眼春，花城柳暗愁杀人”。

　　而他大学毕业后17年被时代环境敲击成片段的人生，也像极了李贺的困顿寂寥、飘荡悲叹。

　　今年3月21日，回深圳参加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陈锡添，再去仙湖植物园，当他看到邓小平当年种下的高山榕时，又想起了1983年初到深圳的自己。

　　1983年10月，已在广州外语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5年的老师陈锡添到深圳旅游。陈锡添到了深圳才发现，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和希望。“我被深圳感染了，对这座城市有了很大兴趣，感觉身上好像突然有一股劲，唯一的念头就是要回到新闻本行中去。”

　　这一年，陈锡添42岁，他又想重新拿起记录新闻的笔。

　　听说成立仅1年的《深圳特区报》要改为日报，陈锡添觉得那里肯定需要记者。一向沉稳成熟的他，突然涌起一股无法克制的激情，心一横，两手空空冲劲十足地跑去毛遂自荐。

　　“现在谈理想，年轻人都觉得可笑。但那时候，谈理想是件很严肃正常的事。”

　　20多年后再谈到当初的冲动，陈锡添说要感谢在那之前，他回母校新会三中的那次经历。当时学校让他作为优秀校友发言，他却一时满腹辛酸。

　　“从人大毕业15年，与新闻擦身无缘。”那次，自认为一事无成，刚过不惑之年的陈锡添，讲着讲着竟哭起来。

　　那时，他就下决心要回到理想的道路上去。第三次，也要回去。

　　陈锡添第一次背离理想，是在1968年分配到湖北日报半年后，被迫去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随即像皮球一样被踢到咸宁县一个广播站。

　　4年后，陈锡添升任东风汽车公司设备修造厂办公室副主任，成了干部身份，生活满足，仕途开始有希望。

　　但理想的诱惑又在心里萌芽了。没多久，陈锡添辞去行政职务，主动去《二汽建设报》当了一名采访组组长。

　　第三次，终于实现理想，陈锡添来到深圳，但默默无闻。人到中年才当上“小记者”，报社里满眼都是年轻人。“组长、副主任和主任领导我，他们都比我年轻。”

　　当年的50多位同学里，有一大半已成为局级干部。有的还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甘肃日报社长、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已过不惑之年的人生，似乎迟暮，青春的尾巴也已消失无踪。但42岁的陈锡添觉得，他正变得和这座城市一样年轻。

　　“没觉得有多焦虑，不自卑也不气馁。”陈锡添是当年报社年纪最大的记者，“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气。”

　　热情迸发，40多岁的陈锡添骑着自行车开始走街串巷，白天写新闻，晚上写通讯、报告文学，“那时候，真没过多考虑我想要得到什么。”

　　半年后，他成了副主任；两年后，当上经济部主任；1992年，成为当时深圳仅有的三名高级记者之一。

　　“比别人起步晚一点，但我走得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