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专家曾悲观预计汶川地震后出现“自杀高潮”(2)

　　也关注那些“曾被遗忘的”

　　汶川地震后3个月，北川一名农委干部突然自杀，让社会震惊。该事件之后，对灾区干部的心理干预逐渐展开，一些人被强制休假。

　　周波说，当年汶川地震后，有一些本身就是灾民的人，不顾自己的困难和伤痛尽力地帮助他人。但是在救灾工作结束后，产生严重的心理不适，甚至心理问题，“当时那一部分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芦山地震后，四川省卫生厅下发的文件中，要求“要针对地震伤员、受灾安置点群众、学校学生、灾区救援人员及灾区干部职工、急性应激障碍人群等重点人群，科学、规范、有效开展心理卫生服务，并避免因不当心理干预而致被干预对象的二次心理伤害。”

　　24日上午，宝兴县高中复课后的第一节课，是陈婷为这些学生做心理疏导。“我害怕余震”，“我失眠、睡不着觉”，在陈婷的引导下，同学们纷纷说出自己的担心，并得到了专业的指导。

　　除了伤员、学生，宝兴县的医护人员也是她心理疏导的范围。同时，陈婷还叮嘱志愿者“有什么事情来找我聊聊”。

　　已改变的和待改变的

　　几天前，一位灾民主动找到陈婷。说地震时房屋晃动，她从屋里迅速逃生，虽然人没有受伤，但从那天后却像“惊弓之鸟”一样，不时感觉周围晃动。

　　陈婷说，像这样主动找到心理治疗师“述情”的，在汶川地震期间并不多，一些灾民甚至排斥。周波也曾说，2008年他参与汶川救援时也发现，在医疗安置点，不管什么样的症状，群众都聚集在那些“治病的”医生前面，心理咨询医生很少有人问津。

　　“大环境有改变，”李静说，汶川地震后灾区心理卫生服务虽然有一些不足，但是却提高了群众对心理的知晓率。

　　但环境的改变，显然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周波说，对心理问题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普及。一些情况下，有时心理的不适会通过肢体的不舒服来呈现。他曾经接到一个来自成都的案例，说汶川地震后开始头晕，但是做遍检查却没有问题，最后才找到心身医学科。

　　“中国十几亿人，精神科医生只有2万人。”李静说，提供服务的心理工作者总体上不足。

　　政府的改进，不止于“快速、有序”。芦山地震灾后心理干预工作，已要求建立覆盖每一个灾区的心理卫生和医疗康复网络，但目前都是派过去的专家，“在那里服务一年、两年可能都没问题，但需要时间更久的呢，还需要当地心理治疗人员支持。”李静说。(记者 高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