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人省部级官员研讨班：课堂交锋不留情面 直呼过瘾

　　“从根本上讲，结构的失衡，表现在产业，根子在机制转型，没有政府行为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难以进行。而转型升级说到底还是要靠深化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日前，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转型升级研讨班”迎来了35位来自中央部委和地方的学员。围绕着转型升级的“碰撞”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中，议题直击要害，交锋不留情面，多位学员在课后与《瞭望》新闻周刊交流中都坦言“过瘾”、“收获很大”。

　　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长、进修部主任陆林祥向本刊记者介绍，中央举办此次培训班的目的，核心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内涵和目标，研讨如何解决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难题，探索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升国际竞争力、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有效途径。

　　比如，这些站在一线实践最前沿的省部级学员普遍认为，转型升级面临的最大困境，“根子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政府之手总是在进退反复中难以拿捏合适的度。”他们聚焦的议题中，苦恼产业升级动力不足的现实，担忧民生支出的刚性需求和财政收入减少的两难，争议区域差异现实下转型升级缺失考核评价的差异化支撑……

　　“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上热下冷’的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使上下充分认清我们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这个转和升是等不来、要不来的，目前处在不进则退的阶段，要有这种紧迫感。”来自山东的学员说。

　　“这一系列难点，也正是未来转型升级中的发力点。”陆林祥认为，经过一周全封闭式的地方与部门高层官员之间无保留的交流与碰撞，“借鉴其他省份的良好经验，认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并寻找未来的努力方向，是省部级干部离岗集中学习最重要的收获。”在他看来，这个目的“基本达到了”。

　　“不进则退”形势逼人

　　“地方往往换一任领导就是一套新的指标。比如，地市级的综合部门上报了一个年度投资目标给市长，市长会问，前任市长在任期间的投资增速是多少？如果上报的目标低于过去的增速，市长至少会把目标提高到与前任一样。目标再报给书记，如果书记是别处调任，就会说，我在某地的时候，增速都达到多少，然后大笔一挥，投资增速远远超出最初上报目标。最终的结果大多只能事与愿违。”

　　一位曾在地方工作的副省级官员的此番言谈深得学员们的共鸣，一方面是不少地方在旧的路径上继续迈进，另一方面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发展矛盾和难题，“照此下去，转型升级怎么转，怎么升？”他们认为，目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产业结构不协调，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其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面临重重困难；其三，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不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其四，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缺少增长极，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杨晶在开班讲话时强调，“特别是内需外需、投资消费关系的调整。我们喊了很多年，也搞了很多年，但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紧迫感带来了两大亟待突破的生产力束缚：

　　一者，资源环境压力成为发展的重大制约。我国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增加，一些地方的大气、水、土壤等都受到污染。不仅工业对土壤造成污染，农业长期使用化肥，对农村的水特别是土壤也造成了大面积污染。部分地区雾霾天气频繁出现，老百姓反映强烈，意见很大。

　　二者，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生死攸关。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进入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而国际经验显示，不少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陷入发展方式落后、技术创新不足、城市化和工业化失衡、收入两极分化、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矛盾激化等困境，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不前，掉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来讲，是史无前例的探索，更是对我们党和政府严峻的考验。”杨晶指出，要闯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关，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推动转型升级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结构失衡根子在机制

　　“经济转型升级很困难，原因在于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还是不清楚，表现为经济运行中行政对经济的干预过多，行政手段当前是强化了，而不是弱化了。一些本来由市场和企业承担的职能却由政府主动地来承担了。”广东学员的观点，得到了多位学员的赞同。事实上，35名学员组成的研讨班，在具体谈论中分成了三个小组，但不同小组在分析当前面临的难题时，无一例外地都聚焦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

　　一方面，从市场方面看，当前市场活力不足，行政对市场的干预过多。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作用未能真正发挥，企业过多依赖政府的扶持，过多依赖政策的优惠。

　　研讨班学员认为，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体没有一视同仁，“比如说优惠政策重国企轻民企，重外资轻内资，多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对民营的偏少。”更为关键的是，政府过多干预土地、价格、资金等要素，影响了市场的信号。有一些学员特别提出，“过去经济学比较通行的平均利润率，现在都不能真实衡量企业的经营情况。”

　　另一方面，从政府方面来说，仍然是审批的事项多、环节多，控制市场的权力太大。

　　有学员指出，“政府的审批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府审批存在着既得利益和寻租的空间，使得行政体制的改革举步维艰，这使得这些行政审批偏离了轨道。”

　　与此相关的，则是政府对调控经济的能力过于自信。一位学员介绍说，“比如说对产能的过少过多，总相信政府自己可以驾驭，但往往适得其反，市场上钢铁、水泥、玻璃过剩的问题就是调控的结果，说不定几年过去，今天的调控又是几年之后的过剩。”

　　“而很多企业不是根据市场，而主要是根据政府的意志来决定投资经营，在整体经营领域导致了主体意识、契约精神、社会信用和市场判断的缺失。”他分析说，“决定投资上项目，很多企业主要不是分析市场的供求和成本效益，他投资多少钱主要是看政府有没有红头文件，有没有纳入规划文本。一个企业来到一个地方不是看市场，而是看市长、市委书记接见不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