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人省部级官员研讨班：课堂交锋不留情面 直呼过瘾(2)

　　“从根本上讲，结构的失衡，表现在产业，根子在机制。没有体制机制转型、没有政府行为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难以进行，转型升级说到底还是要靠深化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湖北学员总结认为。

　　杨晶在开班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央层面仍有15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地方政府层面还有1.7万个。下一步，还应继续探索转变职能的有效做法，进一步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搞活微观经济基础，增强市场主体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动力和活力。

　　“调结构”首在产能过剩

　　湖北学员讲出了心中的“两只虎”，“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科学谋划，统筹规划，但更要确定近期抓什么。近期主要存在两个拦路虎，一是我们的实体经济活力不够，动力不强。怎样把实体经济搞活，做强做大，关系到国家振兴；第二个拦路虎就是产能过剩，这是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对此，学员们在讨论中也一致认为，当前的产业升级中需要更多聚焦到怎样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给学员授课时也表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指出，产能过剩影响效率，影响投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潜伏着危机和风险，因此要把化解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任务。

　　他介绍说，国际上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来衡量产能是否过剩，正常值应该在79%～83%的区间内，超过85%可以认为实现产能充分利用，明显低于这一区间则说明产能过剩，“我国制造业一些行业产能利用率已经低于75%，有些甚至低于70%，需要警惕。”

　　在苗圩看来，本轮产能过剩主要受四大因素影响，包括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要素市场改革滞后，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和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然而，有学员表示，出于发展的需要，不少地方在开会时都讲要转型、要升级，但在具体行动时，所作所为与转型升级是背道而驰或者是不一致的。

　　具体到不同地区，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产业升级也希望有差异化的政策。广东学员表示，目前广东已下决心解决项目问题，采取公开竞争的办法，原则上没有特别批资金、批土地的情况，“我觉得再也不应该提供零地价了，广东省现在土地也紧张了，对于好的工业项目地价可能不是很高，取一个平均成本的价格来提供。”

　　“现在一些地方靠低价格、零地价占资源来拉项目，要避免这种恶性竞争。转型升级中，尤其是产业的升级，项目是最有效的载体和抓手。”在表达对广东羡慕的同时，陕西学员也提出了产业升级的抓手，“我觉得应给市场定规则，一个项目上不上马，应通过一套指标体系衡量。对项目从资源代价、环境容量、就业带动、财税贡献、技术引领、产业延伸、区域配套等方面进行严格考评，择优推进。”

　　人民福祉乃转型终极目标

　　“改善民生是转型升级的最终目的。民生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心。”杨晶指出，改善民生的路还很长。一方面我们的历史欠账确实太多，还清这个欠账，还有十年甚至更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社会需求增长很快，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要快。从另一个层面讲，民生工程实际上也是发展工程，是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民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改善民生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做的工作很多。研讨班上，为学员所担心的正是如何处理好转型升级和就业的关系。

　　“我觉得转型升级过程中解决民生问题关键是社保问题，”陕西学员认为，转型本身包括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科技进步的含量等。无论是过剩产能的化解，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某种程度上和扩大就业是矛盾的，淘汰落后产能也要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关键是劳动力安置。”

　　杨晶表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要求社会保障发挥好“稳定器”的作用。最关键的还是要“兜住底线”，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就业困难群体就业援助、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等制度，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制度，切实解决困难人口的住房问题。对此，湖北学员在讨论中表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民生分基本和非基本，基本民生应是政府主导，要强化公共财政的保障职能，增加财政的支持力度。非基本则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元化的民生投入和民生服务格局。

　　二是需求导向，尽力量力。一方面要把群众的实际需要作为政府制定民生的范围、标准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又要需求与可能相结合，尽力与量力相统一，不空头许诺，不超越财力，不超越阶段。

　　三是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区分轻重缓急，集中力量实现重点突破。从行业来讲，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都是重点。从全局来讲，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是重点。从区域来讲，要加大对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民生的保障离不开财力的支撑，但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地方财力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转型升级需要以保障民生为前提，这对财政收入带来了新的压力。与此同时，转型过程中的淘汰落后，提高环境标准，提升发展质量等都需要牺牲一定的发展速度。这些都需要最高决策层加快全面部署和解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