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转变：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3)

　　地方政府要抓好“接、放、管”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地方政府也在同步推进。

　　11月1日，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 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是下篇，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整篇文章做好，更多释放市场活力，更好服务人民群众。

　　李克强要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要重点抓好“接、放、管”。接，就是接好中央下放的审批事项。中央明令取消的，要不折不扣地放给市场、社会，不得截留。放，就是把地方本级该放的权力切实放下去、放到位，特别是对不符合法律规定、利用“红头文件”设定的管理、收费、罚款项目应一律取消，决不能打“小算盘”、搞“小九九”，防止“上动下不动、头转身不转”。管，就是把该管的管起来、管到位。在减少事前审批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监管行为，克服随意性，着力构建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火”起来。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改革要协调联动。应当说，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改革更具体、更现实，也更需要落实，因为大量的审批权以及不叫‘审批权’的各种各样的行政许可，都掌握在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在基层政府手上。”王浦劬说。

　　今年两会期间，广东省佛山市市长刘悦伦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佛山现在推行网上审批，要求今年年底90%以上要实现网上审批。我们现在甚至在进行‘行政终端机’的试点，市民或企业要办任何事情，都不用去现场，不用与办事员见面，直接通过终端机进行办理，这不仅大幅度地缩短了时间，而且，减少了腐败，因为你根本不需要与办事员面对面。”

　　山东省威海市南海新区则把政务服务中心的建设当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抓手。“行政审批改革重要的一项是集中行政审批权。以前一个局往往有三到四个科室在从事行政审批事项，现在集中到一个科室，成立行政许可科，其他一些科室主要做事后监管，做到批管分离。行政许可科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王书武告诉记者。

　　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简政放权已经推行到基层乡镇。去年10月，该市部署了“强镇扩权”改革工作。

　　“‘强镇扩权’也是一种放权，把原先在市里、区县的部分职能下放，扩大乡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从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激发乡镇经济发展活力。”七台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郑福臣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七台河，“强镇扩权”改革已经成效初显，一批乡镇产业园区兴建，乡镇领导也转变了发展思路，主动为投资者办理各项上项目手续。“‘强镇扩权’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式，是简政放权向乡镇基层工作的进一步延伸，切实解决简政放权‘最后一公里’。”七台河市农业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

　　简政放权不能一放了之

　　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后，国务院各部门纷纷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成效正在显现。

　　以证监会为例，在10月25日的证监会新闻例会上，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一口气通报4家上市公司被派出机构进行立案调查。

　　根据证监会的安排，行政处罚权下放在10月1日正式开始实行。记者注意到，在10月份，关于上市公司被地方证监局出具行政处罚和责令整改的公告已有26则。而在此前的9月份和8月份分别只有12则和16则。

　　“这表明处罚权下放后，派出机构的执法效力开始显现。”一位券商人士告诉记者，地方证监局相对于证监会而言，在地方深耕，对地方资本市场情况更为接近和熟悉，发现问题方面占有优势，再加上证监会行政处罚委、稽查总队、稽查局毕竟人数有限，处罚权的下放对于监管而言是好事。

　　不过，行政处罚权下放之后，派出机构能否肩负起责任也是市场人士担忧的一点。其中地方保护主义被认为是最大的障碍。

　　“毕竟地方证监局一般是局级单位，面对地方一些国企或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大企业，执法会不会受干扰，也值得关注。”这位券商人士说。

　　北京一位经常代理经济案件的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由证监会负责处罚的案例尚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到证监局一级就更容易受干扰了。难免有派出机构在执法中出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现象。

　　不过这一次的简政放权，证监会也做足了准备。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案件实行备案制度，所有案件必须报证监会相关部门备案，负责备案的部门将适用统一的标准对每一个案件的主要事实、事实定性、责任区分、量罚的适当性、审理程序的合法性等方面进行全面复核。派出机构对认定或处理意见进行重大调整的，必须再次备案。同时，为防范地方保护主义等风险，专门确立了案件提审和指定管辖制度，证监会相关部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审理原由派出机构审理的案件，也可以指定其他派出机构进行异地审理。

　　“虽然是简政放权，但不会一放了之。”这位负责人表示，对派出机构行政处罚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将成为会机关相关部门的重要职责，同时，行使处罚权的工作也是对派出机构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政放权不是简单的放权，而是放权和新型方式管理的有效结合。政府对于市场和社会进行事先管理的权力放了、市场准入的门槛降低了，同时，强化政府对于市场和社会事务的事中管理即过程管理、事后管理即绩效管理。”王浦劬分析认为。

　　“过去，我们改革更多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集中在发展市场上。但是，现在为什么企业仍然发展不力呢，有些问题不在企业，而在公共领域，需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进行改革。我认为，下一步中国改革的重点将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变到公共领域的改革。”董克用说。

　　汪玉凯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三中全会以后，财税制度的改革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常规转移支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下一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重新划分财权和事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汪玉凯说。

　　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