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列车驶往更好方向

　　有媒体形容，2013年的中国经济，如同一出精彩纷呈的“反转剧”。

　　起始的一二季度，经济增速跌至两年来最低点。“看空中国”一度成为一些国际机构和经济分析人士最为热衷的话题：一家美国财经媒体把“中国经济还会进一步恶化吗”的投票放到了网站首页，另一家研究机构则在分析报告中预测，中国将经历“超级熊市”，随时会有“硬着陆”的风险。

　　但在几个月后，中国经济奇迹般地企稳回升。去年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8%，全年经济增速为7.7%。财政收入、通胀率均优于预期目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再创新高，同时，凭借突破4万亿的进出口贸易额，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德国《世界报》将这一成果称之为“出人意料的良好经济数据”，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如果取得成功，经济增长势头有望进一步加强。”

　　中国银行业协会与普华永道近日的一次调查显示，对于主导这一“反转剧”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中国76家银行和1604位银行家做出的总体评价为近5年来最高，其中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评价，均高于2009年以来的各年分值。

　　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3年，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想的好，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各部门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作为中国这艘经济巨轮的“掌舵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初发给达沃斯世经论坛冬季年会的特别致辞中写道：“在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世界经济尚待复苏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这样一张‘成绩单’来之不易。”他同时强调，中国宏观调控的创新理念和形成的经验，有助于中国经济在今后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继续拿到好成绩”。

　　现在看来，我们低估了李总理的决心

　　要解读2013年中国经济的“反转”，年中的“钱荒”事件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时点。2013年6月20日，中国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陡然飙高至13.44%的最高点，而在此之前，这一利率通常都维持在3%左右。受“钱荒”传言影响，沪、深股市出现暴跌，银行间交易员们开始“不计成本地向其他机构借钱”，市场一度陷入恐慌。

　　“银行不是真的没钱，它们就是期待政府能‘松’一下。”一位政府内部人士事后评论，“当时商业银行都有预期，只要一有问题，中央政府就会给钱。就好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谁的哭声大，谁就有奶吃。”

　　但这一次，无论关于“钱荒”的新闻如何遍布各大媒体，无论证券市场如何受重挫、交易员如何抱怨“一天赔掉了半年收益”，政府就是不“放水”。

　　政府在干什么？

　　据多个消息佐证，6月20日“钱荒”发生时，李克强正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他中途走出会议室，打电话部署相关工作。此后几天，他“每天一个批示”，安排相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密集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总理的工作习惯是高效率的，有问题马上就处理。”中南海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但他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从长远角度着眼的。”

　　这个“长远角度”，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顶住压力，坚决不增发货币”。一位国办工作人员事后回忆，虽然“钱荒”是突发事件，但中央政府当时“保持定力、决不放水”的举动，确实是有意为之，是反复思量的结果。

　　“就好像两辆车面对面开过来，谁要让路？”他说，“中央政府这一次非常明确：违规的是你，为什么我要让路？当然这需要非常强大的定力，更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和智慧。”

　　渣打银行的分析人员在事后一份报告中评论：“我们曾经怀疑李总理是否会推动改革，但现在看来，我们低估了他的决心，为了推行政策，他愿意冒更大的经济下行风险。”

　　以今天的眼光回过头看，“保持定力”无疑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抉择。自此之后，各商业银行开始更加重视管好自己的流动性，对货币供求状况也有了更精细的盘算。当年10月和年底又发生两次小的“钱荒”，市场的反应波澜不惊。

　　但在当时，这种“定力”却需承担巨大的风险及后果。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曾向媒体透露，“钱荒”期间，他不断接到来自海外的电话。大家的问题高度一致：“中国的银行是不是要发生危机了？”

　　“如果换个人，可能就真的放钱了。何必呢？央行又不是没有钱。”一位政府人士说，“但克强总理就觉得，如果‘放水’，银行就会越发有依赖性，所以他始终没有过度干预市场。”

　　年终统计数字显示，2013年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3.6%，增速为三年来最低。

　　事实上，应对“钱荒”并不是李克强首次展示“定力”。这位政府人士回忆，去年新一届中央政府组成之初，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国内经济下行，三四月份中央财政收入一度出现了多年未有的负增长。

　　“当时就有人主张扩大赤字，说白了就是欠全国人民的钱呗。但总理坚决不同意。”他说。当时，李克强几次主持召开会议，一方面降低“三公”经费支出，要求中央机关带头压缩“三公”经费5%；另一方面“盘活存量”，用好各部门账上的存量资金。他甚至派审计署清查各部门沉淀资金，责令限期支出，“逾期将由中央财政收回”。

　　一位知情人士用“相当不容易”来评价这一系列政策。他说，国务院对经济工作负总责，万一坚持“不刺激”，结果经济真的出了问题，就要承担责任。“不增发货币，不过度刺激，这不仅是‘定力’，也包含科学的预判和坚定的意志决心。”

　　有媒体引用经济学家的分析认为，中央政府坚决不“放水”的用意，是按照经济规律，以市场之手，让资金流向最该去的地方，恢复经济结构平衡。英国路透社评论称：“这是迄今最明确的迹象，显示中国新领导人愿意为长远利益而忍受一时经济之痛。”
渣打银行则形象地比喻说，这是李克强对市场“严厉的爱”。

　　让市场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时候会动，什么时候不会动

　　“钱荒”事件发生20天后，李克强公开阐述了自己的宏观调控思路。7月9日，在广西举行的一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他说：“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这并不是李克强首次提出“合理区间”的表述，但却是他第一次对“合理区间论”做出的具体阐释。他解释说，所谓“合理区间”，是指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经济运行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政府就不去干预刺激，而是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合理区间论”提出的当下，正是中国经济去年最困难的时期，出口数据大幅波动，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唱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舆论中此起彼伏。更令市场担忧的是，没有人知道政府会不会救市。一位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不要说社会上，我们自己一些工作人员都坐不住了。大家都很疑惑，政府怎么还不采取措施？”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曾追求高度灵敏的调控政策。“猪肉价格降了，我们马上补贴农民，修冷库增加储备。结果冷库还没修完，价格又上去了，根本跟不上市场。” 这位工作人员说。

　　而“合理区间论”的意义在于，它给了市场主体一个明确稳定的预期，让他们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时候会动，什么时候不会动。“既不让市场觉得，一有困难政府肯定出手，也要让市场相信，真正遇到了困难，政府不会不管。”他说。

　　如同一剂“定心丸”，“合理区间论”很快获得了国际国内市场的积极回应，香港恒生指数和上证综指受此鼓舞，小幅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李克强为经济增速划下了一条线，给中国和全球股市提振了信心。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则认为，这是中国领导层向市场和公众发出的“明确、坚决的信息”。

　　“合理区间论”提出两个月后，中国经济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回暖迹象，研究机构也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 罗奇表示，此前“唱衰中国”的论调纯属假警报；创造“金砖四国”概念的美国经济学家吉姆 奥尼尔称：“我坚信中国10年平均增速7.5%的抱负很可能实现。”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事后分析，“上下限管理”和“合理区间”的说法，对提振市场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就此认为，今后的经济不会比2季度更糟糕，应该会上去，所以我有钱就要花，有钱就要买设备、雇工人，事实上达到了激活货币存量的目的。”马骏说，“去年3季度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合理区间论’的提出，给了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

　　10月21日，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再次拓展了对“合理区间”的表述。他说：“我们要引导市场预期，确定合理区间，下限是经济增速不低于7.5%左右，上限是CPI不超过3.5%左右……在这个区间内，尽可能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

　　一位政府人士后来评论说，每个经济指标都有一个上下浮动的空间，但把几个指标联系在一起，制定出一个区间，这是一种“创造性发明”。“这源于克强总理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也源于他多年执政地方、中央积累的实践经验。”

　　我们能感受到，总理有很大的改革动力和决心

　　去年3月，李克强出任总理当天，一篇报道这样写道：“当多数国人对这位中国经济巨轮的新任掌舵人充满期待之时，熟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专家学者，却对未来的航程不无忧虑……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乏力，而中国正面临学界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中国经济患上了一种“病”，身体“又虚又滞”，一方面需要“补”，但同时又消化不良。而李克强给这种“病”开出的药方，就是改革。就任总理一个月后，他主持召开首次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时说：“针对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要对症下药……根本上讲还得靠改革，通过改革固本培元，增加经济发展的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