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干部不适应经济新常态 惯性行为被指最大心障

　　“不要再用‘最低’这样的词描述增长速度啦。”日前，在关于宏观经济运行政策吹风会上，主持人对媒体说，在当前经济结构仍然处在调整状态的大背景下，要用长远眼光分析中国经济，切忌“把话说得太满”。

　　今年从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波动性持续增强，尽管季度增速数据波幅微小，但经济速度的放缓已日趋明显，以中高速增长为特征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逐步成为了全社会的统一共识。

　　然而，“新常态并不会从天而降，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也不会是闲庭信步，更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权威研究人士当前最担心的，还不仅是转轨新常态过程中经济速度下降可能带来的发展困难，“建立在过去两位数增长速度上、追求规模和数量的发展思路和工作方法，能不能适应7%甚至6%的新形势？”

　　“对我们全党而言，这是又一次巨大考验。”他认为，对执政党的各级干部而言，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发展思路的大转折。第一次是从革命战争转型到建设国家，第二次是从计划体制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是从规模发展转型为质量发展，“同前两次一样，这一次也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拿来，现实环境和发展条件都是全新的。”

　　目前，许多在各级部门和地方干部中的“规模发展大师”，已经表现出了较为普遍的“水土不服”。本刊记者调研中了解到，某些经济部门，面对复杂局面只会用“一刀切”的总量调控，乃至出现“孩子和脏水一块儿泼出去”的现象；某些地方政府，没有土地和资金就不会搞发展，仍然倾心于“大发展=大投资”的“一招鲜”，甚至一些地方出现挂深化改革“羊头”、卖投资扩张“狗肉”的现象等等。“这都是工作思路不适应新环境的突出表现”。他说。

　　在全球大调整中，“相比世界诸国，我们在资金、技术和发展潜力上具备较为雄厚的支撑条件，尤其是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决定》和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两份重大制度改革的部署，使得中国改革发展大调整在战略部署上，已经走在了世界前面。”这位权威人士认为，现在主要矛盾就集中在能否在贯彻执行上尽快“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严峻挑战。

　　而所谓的“适应”，在他看来，一方面是全社会诸行业领域的生产力，调整各自内部生产关系以适应新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具体政策制定和执行部门，切实领会和贯彻两个《决定》的精神，在工作思路、发展理念、思想理论乃至心态上，根据“新常态”的现实调整方向与方法。

　　新常态面临机遇“窗口期”

　　“中国已经再没有‘8’的时代了。至少未来的五年规划再没有‘8’的时代，五年平均8%的时代结束了。”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的判断直言不讳，明年经济增长在7%左右，“十三五”时期是6.5%左右，“只有增速下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调整充分以后，才会在一个新周期循环往复。”

　　“整个‘十三五’时期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超高速增长转到新常态的转折期。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后的新常态，就是5%～6%的增长。”对这个与“十一五”中国经济高峰期相比增速拦腰斩半的数据，他认为也难能可贵，“在100多万亿元GDP的基础上能有这个速度也是非常不错的局面。”

　　“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两会期间，陈东琪曾为本刊记者测算，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期美国GDP总规模的水平，人均GDP提高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超过1万美元。那么，增速减半条件下，百万亿元GDP还能实现吗？

　　“中国经济总量今年会达到60万亿元，明年会达到65万亿元。6.5%的增速加上2%～3%的CPI，名义增长也达到8%～9%。到2020年，经济总量肯定会超过100万亿元，大概能到110万亿元。”而且陈东琪认为，十八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两个“翻一番”目标，即使按照目前最悲观预测的发展速度，也能够顺利实现。

　　就GDP而言，按照2014年60万亿元的规模，以6.5%的增速，4年时间就可以实现相比2010年的翻一番目标，即使以6%的最悲观速度，也只需5年；就人均收入而言，按照2013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和农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测算，未来只要6%(2014年一至三季度为6.9%)的增速，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6年就可以实现翻番。农民纯收入以8%(2014年一至三季度为9.7%)的增速，只需要4年半。

　　这给中国经济向新常态的调适和改革深化，留出了宝贵的调整空间。陈东琪因此再度强调，“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心不是速度、数量和规模，而是发展质量，这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

　　他特别提醒，如果未来出现的是规模意义上的6%，中国经济毫无疑义地陷入巨大困境；如果出现的是质量意义上的6%，“那这个增速实现的成果，甚至可能远超数量意义上两位数的增长效果。”

　　路径依赖乃最大心障

　　然而，转轨新常态的过程中，一些政策执行部门和市场主体表现得信心不足、底气不足，甚至驻足观望。对此，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分析说，大致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法治建设仍然滞后，亟待进一步完善。比如，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中，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具体操作中，其作用、其责任等等仍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厉以宁认为，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将大大改变这一局面，也将极大增强社会各阶层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其二，只看局部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深层次变化已经出现。厉以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近两年基层“创业潮”风起云涌。一方面政府简政放权措施有力，改善了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主动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敢于开拓的拼搏精神，自主择业、自主创业意愿强烈。

　　他认为，这两种力量上下合力，是当前“增速放缓、就业反升”这一奇迹的主要原因，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支撑之一，“如果看不到中国经济这种深层次的潜质，面对现实压力，适应新常态的进程如何有定力、有底气？”

　　其三，经济增长中的惯性行为，经济学称之为路径依赖。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以规模和数量为引导的经济目标追求，形成了缺乏发展协调性的执行思维和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