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干部不适应经济新常态 惯性行为被指最大心障(2)

　　比如，“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稳增长急着救房市。一是该不该救？二是想救救得了吗？”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贺铿对旧思维“水土不服”也深有感触，“急于救房市就是心态不稳的表现。心态不稳，宏观政策的执行就不可能真正稳，就可能走老路。稳增长就有可能演变成新的四万亿，产生问题将会比原来老的四万亿更严重。”

　　贺铿把当前改革调整喻为“治病”，“这个病是补药吃过了头所造成的，医治就不能再用吃补药的办法，盲目加大投资、扩张房地产，这样做下去具有较大的危险性。”他认为，必须在发展思路上解放思想，打破旧模式的路径依赖，“只有采取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办法，才能实现符合以质取胜的经济新常态。”

　　“因此，稳增长，首先是各级政府要稳心态。”贺铿告诉本刊记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恢复到正常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估计要三五年时间，“既不能着急，也不必过多悲观，努力使中国的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路，真正转向有质量、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辨识新常态动力来源

　　那么，经济发展如何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支撑力又在哪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答说，中国经济增长要靠效率提升，由五个主要因素决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管理改进、劳动力素质提高、制度变革，“从这五个角度推动效率提升，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潜力巨大，我们要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向这些方面投入。”

　　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需求。卢中原认为，中国机遇就在“新四化”中。从中长期发展来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这“四化”如果协调推进，中国的需求面相当旺盛强劲，“即便增长速度下滑，‘四化’协调推进的基本面需求在那里摆着，5%、6%不是很可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不需要有太大担心。”

　　不过，也要看到，推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这五个方面，基本上都是慢变量，尤其短期内在旧模式下规模增长难以为继、发展成本上升和利润空间挤压的负面影响还将伴随。因此，一方面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然改革，另一方面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来源、利润来源、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加快当前中国经济量变向质变的飞跃。

　　例如，东部的速度比中西部下降得更明显，更早地遇到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遭遇的所有困难。怎么办？近年来，东部地区开始选择主动出击，淘汰落后、技术创新、产业变革、发展民营经济，鼓励产业迁移，寻找新的动力来源、利润来源、增长来源，包括新的增长模式、盈利模式、商业模式、体制变革的方向等等。

　　“我们调研发现，在这些方面东部相当活跃。尽管一度中西部GDP和投资增速高于东部，但东部的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一直高于中西部。”卢中原解释说，PMI是对市场的预见反映，是经济发展的先行指标，“东部更活跃，说明在增长速度放慢的前提下，东部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

　　尤其是微观层面的新动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最近一段时间所作的多次企业调查中，大多数企业反映，在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工业增长10%左右，企业仍然可以维持正常经营水平。

　　“在所有企业家在座的场合，我不止一次地给他们竖大拇指。”卢中原感慨地说，“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是谁？未来中国经济的底气来源于哪里？就是那些能够经历大风大浪，有更强承受力、预期更趋合理的企业群体。”

　　“中国跳得出中等收入陷阱”

　　不过，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仍然有一个现实担忧令人难以释怀，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增长年均高达10%以上。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后，迅速滑落到5%～6%的增长水平。国家发改委一位政策研究人士提醒说，“日本当年掉下来的时候，人均GDP已经相当于美国的90%。如果我们这么掉下去，人均GDP持续徘徊在六七千美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就会很大。”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发生，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者财富积累没有更公正地得以分配，二者国家竞争力没能更上一层楼。”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程志强认为应该注意到中国有其独特性，“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无论是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还是相对较慢的时候，中国政府始终在关注着就业率、老百姓的收入和技术进步。”

　　“这一届政府在宏观经济指标中，提出了要让老百姓富裕，让所有人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他认为，目前的着力点之一，就是大力发挥中小微企业的作用，“通过大规模简政放权优化市场环境，政策引导和支持这些企业良性发展，繁荣市场基础，进而带动就业并惠及最广大的基层劳动者。”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速连续跑过GDP，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却年年创出新高，就是最明显的体现。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科技兴国的战略一直没有放松，每一代领导集体都不断倡导用创新来推动发展。”程志强举例说，现在科技园区的兴起，吸纳了大批的大学生就业，“包括我们正在带的博士生，40%～50%都希望能够创业。只要国家政策到位，给予一定的启动资金，这些高素质人才进入创新创业的大潮中，会比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创造更为惊人的高质量发展力量。”

　　“当前，中央一定要注意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匹配的问题，比如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等如何配套。把所有人的力量调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夯实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也就夯实了收入提升的基础。”程志强最后向本刊记者表示，有了这些作支撑，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相信我们就能够平稳地安然渡过。”□ 文/记者 王健君王仁贵尚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