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桃花源记》出自“遂阳”(2)

　　洪绍回乡隐居，大概也考虑环境因素吧，或者受乡亲朋友的感召，在当时的县城附近木连村住下了。但他的祖宗之聚居地在康塘村，从木连往东，经龙川、浪川、芹川，到位于郁川下游近出口处的康塘山坞里，还得走半天多的路。1600多年前，现在的许多村庄在当时还不存在，从龙川云林到浪川洪家的山路还不一定相通。洪绍陶氏妻去逝时，送妻安葬于故里康塘，当时比较可能的是经横沿古村，入郁川，经桃源、瑞塘、大联、新桥、鲍家小路到康塘的；也可经横店、毛家、出水坞、李家坪到康塘。前者路远一点，但比较平坦。

　　陶渊明奔丧时，经过这些山山水水的山村，入浪川口后，一路陡峭的紫沙岩峡谷丹霞风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是多么引人入胜，仿佛处处是桃花盛开了。过峡谷，北行，见东面公山尖岩峰突兀，西边桃源村炊烟袅袅，北面远处巍巍大连岭云雾缭绕，会以一个诗人、散文家的眼光和感情入景。有兴趣在亲友洪绍家多住几天，或许还到浪川马石桥里面的共悟溪、全朴溪游玩过，感到处处是“桃花源”。他所到之处，听“遂阳”人说话轻声细语，面带笑容；见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里人男耕女织，友好相处，而留下慷慨万千的情感。

　　他与洪绍的隐居心灵是相通的，虽然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做过晋朝大司马，祖父陶茂做过武昌郡太守，父亲也做过太守一类的官，而陶渊明自己为了生活，只做过祭洒小吏(29岁时)，短期的幕府小官、参军，及八十天的彭泽县令，他厌恶官场。在30岁、41岁还经历过两次丧妻的痛苦，54岁这年作《归去来兮辞》，从此归隐田园，以耕读为生。园田里是他隐居寻阳上京里(今九江)的别称，其山水风光可能还逊于洪绍隐居环境的清幽、秀丽。这次到“遂阳”访问亲友，可能年已60几岁，所见所闻，一定比20至23岁那年游学，经新安江回九江的经历更丰富，印象更深刻，感悟更丰富多彩了。

　　元熙二年(420年)陶渊明69岁，闻刘裕篡位称帝，结束了东西两晋155年的统治。刘裕改国号为宋，谥字武帝，改年号为永初。这年，陶渊明特意改名陶潜。永初二年(421年)，又闻刘裕派人杀害已禅位的恭帝司马德文。这年他70岁，作《述酒》。71岁(422年)作《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没有君主，没有赋税，没有战乱，人人劳作，家家快乐”(《桃花源记》。《赏析》作者钟胜天先生语)的理想社会，表达了自己与污浊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的情趣。

　　这正是陶渊明在洪绍隐居的《遂阳》家乡所见到社会生活状况，平静、安乐的美丽家园。与刘裕之流玩弄权术，勾心斗角，推翻东晋，自己称帝，完全是两个相反的心灵世界。《桃花源记》这人世间的天堂，的确是人们所响往的。“……《桃花源记》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和揭露了所处社会的丑恶；《桃花源记》就像一座灯塔，勇取地开启了一道探索理想社会的亮光；《桃花源记》就像一柄火炬，毅然地点烧了世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尤其《桃花源记》中所推崇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完美统一’的生活方式，……”(钟胜天先生语)。这使汉朝末期形成的玄学和清谈风气，一时间里更盛行；使人们对《桃花源记》的热情，相传1600多年而不衰，期望能生活在如同《桃花源记》的美好世界里。

　　近年见报导，有湖南安化人张贻明先生，向记者发表他的发现和调查，表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原型在益阳市安化县奎溪镇达坳村黄桑坪，“有20多个特征符合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园”。同在湘西，为什么会有两个《桃花源记》的“原型”？这当中，可能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历史人文依据缺失。要论环境特征，再找几十个也不困难，在江南丘陵地区具有《桃花源记》特征的山坞山村有的是，而且也都能吸引人们去看看。

　　但历史人文依据不是可以任意编造了，有些难得的依据，如张贻明先生论证的北宋神宗、哲宗时期的章惇，这个非常拨扈的人，在1072年，神宗派大将章惇带军队开进梅山，将这里延续了1200多年“旧不与中国通的“独立王国”打跨，该地区才重新受朝廷的管辖。”结束了“百越军事领祖梅绢因攻秦助汉有功，刘邦给予其后代不服徭役、不税赋税等特权。”这段历史变化是可能的。也是这个章惇，神宗去世，徽宗要他负责将赵煦灵柩运送到皇陵安葬，途中，灵柩陷入泥沼，为此耽搁了一夜。还因章惇阻止过徽宗继承皇位，因此遭徽宗弹刻，贬官为雷州司户参军。在雷州上任不久，“又被贬到睦州，在那里他整天郁郁不乐，后来一病不起，老死那里。”(《二十五史》)睦州即浙江的淳安、遂安。章惇在睦州为官的时间前后约3至4年，他的政绩没有留下文字，从章惇死后，仅隔十五年，在淳安就瀑发了“威震东南”的方腊农民起义。

　　近代历史学家说，方腊起义是“朝廷搜刮奇花异石”的“花石纲”事件，引起民怨而造成的。一场轰轰烈烈烈的农民起义，原因或许并不这样单纯，何况搜刮奇花异石针对的是富有人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并不那么近迫。方腊对众人说“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这倒是与章惇在睦州为政多年有因果关系。章惇对副相苏轼都很恶毒，他们还是亲家，章惇当首相，把苏轼贬到雷州，还不许苏轼住官房。后来他自已被贬到雷州，没有官房居住，就向当地百姓租房，但百姓却说：“前次苏公来租房，被章丞相诬告，我也险些家破人亡。今日你来租房，绝对不行。”章惇在睦州为官这么几年，所实施的手段也会“非常跋扈。一次他的父亲在家乡建创州强夺民田，当地百姓上告章惇，章惇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告状的人抓来，送到开封府治罪。“(《二十五史》宋志承主编，智苑出版社2006年北京第1版)这里也存疑问，章惇从雷州改贬到睦州，这事是朝廷先提出的，还是他自己先要求的？如章惇自己要求，是否存有到睦州后，让朝廷管不到的睦州，如同湘西梅山地区那样，经他治理后重新受朝廷管辖那样，立个“功”，以挽回宋徽宗对他不信任的影响？或者这位“博闻强记，文章绝伦，为人性格豪爽，处事很有胆魄”(同上)的章惇，是他主动要求带兵到湘西，心里还有寻找《桃花源记》原型的小算盘那样，在湘西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当他阅读东晋时期的论着或官廷文书时，发现了陶渊明与睦州遂安人洪绍的关系，也就有了到睦州寻找陶公《桃花源记》原型的小算盘？

　　章惇在崇宁四年(1105年)去逝前寻找《桃花源记》原型，距陶渊明在永初三年(422年)写《桃花源记》已有420多年，但比1600年后的现今人寻找《桃花源记》还是要可靠得多。他在湘西的怀疑，或许正是他要求从雷州贬到睦州的动机。张贻明先生对记者说：“我是学数学的，我想用证朋数学命题的方式寻找《桃花源记》原型地。”笔者不懂数学，但到过湘西桃源县“桃花源”，见那以人工坠道来表达“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意境，实在不敢苟同。笔者知道古人善于意象思维，大诗人陶渊明尤其是这样。历代文人公认的《桃花源记》，是千古不朽的寓意世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既真实又隐喻的意象理想世界。

　　笔者以为湘西的“武陵源”，是当地的文士或隐士阅读陶公《桃花源记》后，因感动而在家乡取的地名，这与“武陵人”未必有真实的地理人文关系。晋孝武帝司马曜执政23年(其中太元21年)，是东晋诸帝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社会比较安定。在写《桃花源记》时，取“晋太元中”，意在表达当时的丑恶社会环境，今不如得了，是不会用真实地名的。陶渊明8岁父亲去世，12岁丧母，他亲近姑妈是自然的，“武陵人”当是他心目中热爱的姑妈，他为姑妈能生话在“遂阳”高兴过。“武”是她夫家洪绍家乡“遂阳”(遂安县)的武强溪，姑妈走了，安息在这美丽的武强溪丘陵地上，陵墓就在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理想世界里。当自己也走了，能有姑妈这样的福气，这多美好。因而生发了为姑妈写《墓志铭》的激情。另一个可能，“武”为武强溪，而“陵”为隐士严子陵的“陵”，他是钓鱼翁，不错，是“捕鱼为业”的“渔人”。《桃花源记》里的刘子骥当是隐居在木连村的洪绍，陶渊明的知心，陶公请出河南南阳隐士刘子骥也是隐喻，告欣读者，“桃花源记”原型是在他一生活动最多的长江南面。

　　为建新安江水电站，1959年9月21日，古老的新安江在铜管截流封坝，“峰峦成岛屿”，千峰郡演绎出千岛湖。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原型就在千岛湖西南部的浪川乡，天佑陶公，也佑“武陵人”，至今仍完整的保存着。陶渊明当年是陡步在这里神游的，谁要寻找《桃花源记》原型，跟着陶公足迹感受这“仿佛若有光”、“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间仙境，请乘舟到浪川口百亩畈牧场下船，陡步入内，不宜乘车，再入全朴溪、共悟溪，谁都会陶醉的。可别忘了给陶公送壶酒，他在等着你……

　　(摘自加拿大《星星生活报》 文：王忠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