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球场水费达40倍多数亏损 运营者还在扛着(2)

　　激情年代富裕阶层的消费符号

　　“上世纪80年代外商来到中国，没什么地方去，所以国内才引进了高尔夫，让外商在闲暇之余能有个地方待。那时的高尔夫，就像当时建造的五星级酒店和国际机场一样，就不是给普通大众准备的。”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前副主任崔志强曾对媒体表示，高尔夫正是在改革开放后招商引资的背景下进入中国的。

　　业界认为，1984年，由霍英东、郑裕彤等出资创建的中国内地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对外开放，标志着现代高尔夫球运动在中国的起步，填补了中国高尔夫的空白。“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高尔夫是一个新鲜事物，大家的态度都很盲目。”一位从事球场经营超过20年的业内人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当年国内的高尔夫球场，主要是香港、台湾和日本商人在经营，“内地资金进入很少，参与的人也不多。上世纪90年代初，仅有100多人(不含外商)打球，而现在北京的高尔夫球人口就有近10万人”。

　　“当时，外商都会看这里有没有球场才会进来。”该业内人士表示，1993年以前，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高尔夫在招商引资、美化环境、培养运动员和提高当地农民收入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1993年以前，国家是鼓励发展的，那时环境还行”。

　　但随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和城市人口流动的加剧，一些人迫切需要通过某些方式“标新立异”，并寻求社会认同，所以，我国高尔夫运动的消费主体从那时起，便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新富人群”，而官员也逐步进入了高尔夫的“禁区”。据崔志强回忆：“当时，有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主要内容是不得在工作时间，不得用公款进行高消费的运动，主要就是针对网球、高尔夫和桥牌。”在1994年～2003年期间，时代洪流中的高尔夫听到了“限制”的声音。

　　“在政府的宏观管理下，按计划经济来做的项目，相对发展得较好，如跆拳道和艺术体操等。而民间力量较大，通过市场需求引入的项目，通常会经历无序的发展阶段，比如台球、保龄球和高尔夫。”钟秉枢表示，保龄球占用资源相对小，台球也在街头巷尾经历过整顿，相对而言，高尔夫的特殊性容易被贴上标签，“高尔夫从民间引入却并非面向草根，且场地要占用大量水土资源等，一开始便埋下了畸形发展的种子。”

　　于是，199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该文件明确“禁止征用耕地、林地和宜农荒地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高尔夫球场、仿古城、游乐宫、高级别墅区等高档房地产开发建设，以及兴建各种祠堂、寺庙、教堂。”作为业界指南，朝向集团在其发布的《2013中国高尔夫行业报告》中，对这份普遍认为是来自国家层面关于高尔夫用地问题最早的政策，解读为“这一政策是持续的、稳定的，并且我们认为将会是更趋严厉的”。

　　冷政策与热市场对撞出十年尴尬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便禁止了高尔夫，因为它被视为资本家专享的娱乐方式。2004年，高尔夫球场再次成为非法，因为当时政府要保护农地。”去年，英国《独立报》的一篇文章，标题直接道出中国高尔夫自2004年以来学界定义为“禁止阶段”的景象——“中国高尔夫禁止却繁荣”。

　　朝向集团的解读在历史上找到了证据。2004年1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此后10年间，又下发了相关禁令近10道。但据《中国高尔夫行业报告》显示，全国高尔夫球场数量却由2004年的178家增长至2013年的521家，我国高尔夫人口已突破百万，核心人口也从30万发展到40多万。

　　在数字飙升的背后，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权威人士看到的是GDP的力量。行业数据显示，一座18洞高尔夫球场的投资成本在1.5亿元左右，每年的维护成本约为3000万元，“但全国能有盈利的球场少之又少，因此，球场老板必然需要的强大经济实力，多来自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尤其是房地产业，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在该业内人士看来，房地产和高尔夫球场在过去十几年中迅速增长，二者密切的关系，让来自国家层面的“规范”屡屡未彰。“这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因此，地方政府就是现如今高尔夫球场以各种非高尔夫名义出现的保护伞”。

　　这种情况，曾被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视为高尔夫球场违规建设屡禁不止的突出表现，“高尔夫球场往往配套建设高档商品房，可借建设高尔夫球场之名，行大规模建设高档商品房特别是别墅之实，以乡村俱乐部、城市公园和休闲公园的名义建设高尔夫球场，开发房地产。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违反国务院禁令，批准建设高尔夫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