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开炮”王成原型：原话是“向我的碉堡开炮”(5)

　　战俘营的三个月

　　蒋庆泉被脑门和后背传来的剧痛疼醒了。他发现自己被人拽着双脚往山下拖，是美军！挣扎了一下，随即招来凶狠的一击，又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蒋庆泉已经被扔在了一辆卡车上。自己的脑门不知何时被弹片击中了，鲜血糊了一脸。肚子上的伤口也迸开了，撕心裂肺地疼着。

　　蒋庆泉被俘了。一同被俘的有十来个人，不单来自他们坚守的石岘洞北山主峰，还有邻近的阵地。蒋庆泉被单独提了出来。

　　“可能他们觉得我是个干部吧。”蒋庆泉推测。那时候，志愿军战士基本都是光头，以方便在受伤时包扎，只有机关干部留着头发。步话机员也“享受”了这个待遇。他的肩头还贴着步话机的半截皮带，已经烧焦了，看上去像文件包或者短枪的皮带。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今首尔）的医院，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

　　“美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伤，护士照顾我吃喝拉撒也尽心尽责，一点不嫌埋汰。我就觉得啊，哪里都有好人。”蒋庆泉说，“那些天吃得也好，面包牛奶鸡蛋，有时还给冰激凌。”

　　一天，一个中国翻译陪着一个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先是问蒋庆泉：“联军待你怎么样？”蒋庆泉也老实不客气地说：“不错啊，天天这样就好了。”

　　翻译随后告诉蒋庆泉，按照联军的政策，他有三条路可选，去日本，去台湾，回大陆。翻译建议他去日本，那里可以给他学习的机会，将来能找到好工作。

　　蒋庆泉说他要回大陆，翻译威胁他：“共产党最痛恨俘虏，回去会被枪毙。”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说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要在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字样的威胁，以强行令其就范。

　　“我就把胳膊一伸，说，要刺可以，这两条胳膊你砍去，你随便刺！”

　　字最终没有刺成，蒋庆泉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那里全是坚决要求回国的“死硬分子”，一些战友的胳膊上真的被刺上了字，他们就用石块生生把那块皮肤磨烂。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朝军队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儿像“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蒋庆泉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政策、写材料，说清自己被俘后的所有经历。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战俘是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无论有什么样的原因，被俘也几乎会被看做一名战士的“污点”。

　　即便是蒋庆泉本人，也为曾经被俘而深感羞愧。唯一能够让他感到宽慰的是，部队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军籍。“就算在战俘营里，我的党龄和军龄也一天都没少。部队相信我没有叛变。”蒋庆泉说。

　　一年后，蒋庆泉复员。从锦州到大岭村不到十公里的路程，他徒步往回走，一直磨蹭到天黑才进了村子，回到了早已空无一人的老屋。

　　“我那时候觉得没脸见人。”蒋庆泉说，“别人复员回来都是英雄，我呢？战俘！憋屈啊！”

　　半个多世纪，蒋庆泉被“战俘”两个字压得抬不起头来。他选择沉默，隐匿起这份负累，也隐匿起自己的英勇，甚至从军的经历。连老伴和儿女都不知道他去过朝鲜战场。“文革”爆发后，这种隐匿多了自我保护的成分：“那么多战功赫赫的将军都被打倒了，更何况我这个‘战俘’。”他也的确平安度过了“文革”。

　　蒋庆泉成了大岭村最不起眼的普通农民。村里人知道他当过兵，却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务农的日子里，村里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常聚在一起聊当年的战斗。有人套蒋庆泉的话，他就说：“我没打过多少仗，就会唱歌。”他唱的都是战士间流传的小调：“笑嘻嘻，乐洋洋，都说济南府打得真漂亮，守城的蒋匪全交枪，十万人马都打光……”村民们听着新鲜，话题掩了过去。

　　上世纪60年代，《英雄儿女》上映，大岭村也来了放映队。蒋庆泉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向我开炮”的段落，他仿佛看到了自己。

　　蒋庆泉说，那天晚上，他大哭了一场。看看坐在旁边的老伴，补充了一句：“她和闺女儿子都不知道，我用被子捂着头，一点儿声都没出。”

　　说这话时的老人，神态居然有几分顽皮得意。那份压抑哭声的“憋屈”，在半个世纪后被老人当成了一个轻松的谈资。

　　重活一回人

　　2008年，蒋庆泉到江苏宜兴找到陆洪坤，他终于可以问出那个埋在心底半个多世纪的问题：“为什么不开炮？”

　　陆洪坤给出的解释是，当时炮兵没有炮弹了。蒋庆泉起初并不能接受：“仗打得那么激烈，怎么能没炮弹呢？一发就够啊！”

　　从江苏回来，蒋庆泉嘱咐儿子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2009年，他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蒋利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了出去。

　　蒋庆泉心里的那场战争还没有停止。

　　直到2010年，蒋利的电子邮箱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者是一位叫山旭的记者。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正在准备相关的报道，非常偶然地找到了蒋利六年前留下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已经是空号，他只能用电子邮箱碰碰运气。

　　当天晚上，山旭得到了蒋利的回复。此前，山旭已经辗转联系到了洪炉，听他讲述过寻找蒋庆泉的故事。山旭马上赶到洪炉家，告诉他：“蒋庆泉找到了！”

　　洪炉和蒋庆泉虽然都是23军老兵，却并不相识。两位老人的人生交集已经半个多世纪，却从未谋面。

　　两天后，山旭开车带着洪炉来到大岭村，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

　　山旭的报道在不久后发表，各路媒体随后跟进，蒋庆泉以英雄的形象重回社会视野。

　　蒋庆泉心里纠葛了半个多世纪的结也解开了。在媒体的帮助下，他前往南京，见到了当年的201团副团长、后来曾任23军军长的黄浩。

　　黄浩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兵。在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烽火忆当年》中，黄浩忆及石岘洞北山战役，写道：“于树昌与蒋庆泉的事迹相同，被宣传出去了。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记了，我为此深感遗憾。”

　　对蒋庆泉一直不能释怀的“为什么不开炮”，黄浩告诉他，确实是炮弹供应出了问题。当时战斗已经进行了两天，弹药消耗惊人，志愿军根本打不起和美军的长时间炮战。

　　蒋庆泉追问后续的支援，为什么4连上去之后，6连没有跟上？黄浩说：“是我让6连撤下来的。6连当时打得只剩5个人了。为了支援你们，牺牲了5个连长。”

　　至此，蒋庆泉的心结完全解开了。他曾经深恨自己没能死于战场，那是因为英雄的身份被“战俘”完全遮蔽。他终于将这一切释怀，因为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活着是最大的幸福。

　　也是在2010年，在洪炉的邀请下，蒋庆泉第一次参加了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那次聚会，蒋庆泉记下了让他感动不已的一幕。

　　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那是当年志愿军的一位兵团级首长。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带着颤抖：“这一天来得不晚，让我重活一回人，在人前当个光明磊落的人。”

　　英雄得到确认，蒋庆泉并没有抱怨五十多年的“憋屈”。他告诉记者：“我是军人，是党员，不能忘本。”

　　蒋庆泉的军旅生涯，其实是从国民党军队里开始的。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能吃上饭，20岁的蒋庆泉跟着堂兄蒋庆云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辽沈战役打响，他们随着大部队坐船向南溃败，一路逃到长江边。

　　看到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蒋庆泉开了小差，准备逃回老家。几天后，他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过来过来，吃饭管够！”

　　蒋庆泉就这样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给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部队里“吃饭、洗脚都是任务”，每天必须完成。他自幼失去双亲，是爷爷奶奶拉扯大的。在他的印象里，只有最亲的人才会提醒他吃饭，要求他每天洗脚。

　　“那时候国民党军什么样？我的那个连长，从东北一路逃一路捞，每到一地还要找个小老婆。”

　　蒋庆泉没上过学，大字不识，参加了解放军，部队在战斗间隙教他读书写字。现在他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写古体诗，还能认得不少拉丁字母，全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他在解放军中立过功，入了党。“我的一切都是部队给的。”蒋庆泉说。

　　1990年，蒋庆泉的事迹还不为人所知，堂兄蒋庆云从台湾回乡探亲，给他带了一个金戒指和一套西装。看到他有些寒酸清苦的生活，蒋庆云说：“当年你逃跑我要是拦着就好了。”

　　蒋庆泉却说他不后悔，儿女孝顺，衣食无忧，这样的日子挺好。“其实我哥在台湾也不是有钱人，他的日子比我现在也没好到哪里去。”

　　蒋庆泉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他现在每个月有900元的补助，“在农村够生活了。”民政部门为他办理了医保，看病基本不用花钱。因为在战争年代受过损伤，他有一只眼睛一直看不清东西。前两年病情严重，几近失明。锦州最好的医院为他免费手术，彻底治好了眼疾。

　　英雄的身份公开后，蒋庆泉成了知名人物，经常有部队、政府机关、民间组织邀请他去各地作报告。在给记者展示照片的时候，他津津乐道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比讲起自己的战斗故事要绘声绘色得多。

　　蒋庆泉说，有机会他真想去趟美国，想见见那个扎了他一刀、被他咬了一口的美国兵，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我就想告诉他，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董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