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一生清廉 曾为六角钱向党中央写检讨信(2)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7月，董必武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报告了武汉早期组织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不仅如此，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自觉研究和宣传党的“一大”。

　　1921年6月，董必武接到上海党组织通知，要求武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付给每名代表100元路费。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湖北共产党组织赴上海出席“一大”。

　　7月23日，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迎来了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上海、济南及日本7个地区来的13位代表，另外加上两位从苏俄伊尔库茨克来华的外国人，共15人。在极端秘密的氛围下，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那一年，董必武35岁，年龄仅次于何叔衡，为与会者中第二位的年长者。会议主席张国焘这样评价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诞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为清末秀才。1903年，董必武毅然抛弃封建功名，转向新学。1905年，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等职。1913年，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董必武流亡东京，入日本大学读法律。当时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只有几百人，董必武加入其中。1915年，董必武潜回原籍组织反袁起义被捕，袁世凯死后出狱，回日本完成学业。留学期间，董必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董必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和对俄中两国革命成败原因的比较，他深切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由此，他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他一生不变的信仰。1920年，他在湖北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关于中共“一大”的情况，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曾有过介绍。

　　1929年，董必武、何叔衡、张国焘三位“一大”代表聚集在莫斯科。张国焘与董必武是列宁学院的英文班同学，何叔衡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何叔衡两次听了张国焘关于建党初期情况的报告，或许是为了解“一大”的更多情况，便给董必武写了一封信。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复信，针对何叔衡的提问依次做了如下回答：

　　1.大会在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

　　2.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后成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东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1927年脱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听说也是反对派一分子)，另一个人的姓名忘记了。

　　3.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联合，有的主张产业联合，决议是产业联合，(谁是怎样的主张，记不清楚)，对别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关于在政府作事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的主张得党部允许，才可作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后面两个问题大约是上海方面的代表和决议案的精神不甚一致。

　　4.会场是借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南)湖船上，将会开完。

　　5.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做了一个中国情况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草的，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留着没有？)

　　以上是我所能记着的。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

　　这封信将中共“一大”的情况做了最简要的说明；该信还披露了一个信息：董必武参与起草了“向国际做了一个中国情况的报告”。

　　这封董必武写于1929年底的信，是“一大”代表最早的回忆文章之一，是研究“一大”的重要资料。

　　“一大”后，董必武、陈潭秋返回武汉。在律师事务所的楼上，董必武向武汉党组织全体成员介绍了“一大”召开的情况后，兴奋地说：“中共的成立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指示我们做好工作，为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而努力奋斗。”

　　关于一大的回忆与研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宣言》。

　　然而，这三个重要文献，当时都没有保存下来。几十年后，研究者才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与共产国际归还的档案中发现前两个文献的英文稿与俄文稿，使人们能够了解这两个文献的内容，但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

　　那么，为什么“一大”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呢？原因有两个：其一，建党之初，各种制度都不健全，尚无档案制度，与会代表也都没有重要文献应该存档的概念。其二，代表们没有认识到“一大”竟有如此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于“一大”的文献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人们的记忆力又极其有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党的“一大”记忆就更加模糊，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中共“一大”的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甚至十几年后，当年的“一大”代表，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召开的具体日子。

　　1937年，党中央进入延安，终于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1938年春天，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并凝聚全党，毛泽东经过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

　　一天，毛泽东问董必武：“你记得一大是那天召开的吗？”

　　“只记得是在7月，至于哪一天，则记不得了。”董必武答。

　　由于无法确定具体日子，党中央决定取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在1938年5月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一篇讲稿中，毛泽东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必须搞清楚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此，身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自觉地将研究“一大”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老人家对“一大”的情况进行了多次考证，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有：

　　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1937年，董必武同尼姆·威尔斯谈话；

　　1956年，董必武同《中国青年报》记者访谈；

　　1960年9月5日，董必武给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的回信；

　　1961年4月11日，董必武与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座谈时的发言；

　　1971年8月4日，董必武撰写的《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董必武的这些回忆资料，主要回答了如下几个问题：

　　1.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3个，不是12个。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董必武同《中国青年报》记者谈“一大”时说：“各地小组共推选了十三个代表”。在回答《新观察》主编访问时说：“关于代表的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个，在我的记忆里，却好像是十三个。当时代表的产生是按地区决定的，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东京七个地区，各派两名参加，但东京的代表有一个没有回国，只有一个参加了，所以一共是十三个人。”

　　2.会议日期，“一大”是7月召开的，但没有肯定是哪天开幕。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在《谈党的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时说：“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准的。”

　　3.关于党纲、决议、宣言的问题。董必武在40多年的多次回忆中，都没有说“一大”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和“第一个决议”，而只说讨论和通过了宣言。1971年8月4日，《董老谈党的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中开头就说：“一大问题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接着又讲：“这里有个问题请大家考虑，一大没有任何文件，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两个文件没有名字，没有年月日，这样的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一大时共产国际的代表是马林(荷兰人，托派)，他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中央，有些情况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

　　董必武的回忆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