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一生清廉 曾为六角钱向党中央写检讨信(4)

1959年6月11日，董必武和朱德视察大连机车车辆厂。

　　一生清廉为政的董必武：为六角钱向党中央写检讨信

　　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920 年秋天，他和陈潭秋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他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并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抗日战争时期他从事统战工作，建国后曾任新中国副主席，还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共的创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他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牛”，他一生都以“甘为民仆耻为官” 和“新功未建惭高坐”为座右铭，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

　　严以律己 两袖清风

　　“正人先正己”，董必武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总是时时处处严以律己，身正为范，作出表率。

　　1935 年，董必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时，住在陕北延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不讲职位高低，不讲条件待遇，处处以身作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办公，合用一张硬板床睡觉。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肩负着党的统战工作重任，长期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董必武的衣着不应该比他们寒酸，应和工作相配。董必武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为了工作方便，董必武买了一块怀表，这块怀表只花了一元多钱。怀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很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他为这块怀表的价钱便宜而十分高兴。他说：“反正快慢只要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约会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这年底，为改善在红岩的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遵照党中央关于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南方局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给那些担当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然而，周恩来、董必武却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

　　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时过近半个世纪后，当年与董必武共事的革命同志对此事仍记忆犹新。1985 年10 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南方局和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来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握着杨继干的手说：“老杨，当年我们在红岩村生活可是够艰苦的。”杨继干说：“是啊，那时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三元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的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说到这里，杨继干回忆起一件往事，他深情地说：“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报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提起这件事哩。”邓颖超忆及此事，也不无感慨地说：“这事我记得。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

　　到西柏坡后，董必武的工作就更忙了。他经常外出视察， 参加各种会议。有一次到武安县冶陶镇参加解放区第一次财经会议，当地产的棉花很好， 老百姓织布的手艺也高，布织得也不错，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便拿出一些布送给中央首长。当时董必武的警卫员和秘书也收到了几匹布，董必武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让他们把布匹送了回去，并告诫他们，今后外出工作，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一律不能收。

　　董必武曾于1945 年、1954 年和1958 年3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他平时还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绝不浪费和枉花一分钱。

　　1954 年9 月，董必武率中国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其国庆节。往返的路上，他从坐飞机、住宾馆以及吃饭都强调节约外汇。保加利亚政府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个团员3000 列弗，每个随员2000 列弗作为零用钱。大家想用这些钱买点纪念品。随团去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航也说：“这点零用钱可以分给个人。”当卫士长问到董必武的零用钱打算买什么时，董必武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严肃地说：“这批钱不能分给个人，要交给大使馆，为国家节省点外汇。”

　　董必武怕卫士长不理解此意，就进一步解释说：“这次我们出国，制服装，买礼品，坐飞机，住宾馆，花了国家很多钱。不要忘了我们革命刚胜利不久，经济还很困难，群众生活还很苦。再说，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早在江西苏区时，党中央就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闹革命’，这种精神不能丢！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更要强调廉洁奉公，把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到经济建设上去！”

　　听了董必武语重心长的话，卫士长很受教育，便激动地说：“我马上报告阎主任按您的指示办。”阎宝航是董必武的老部下，他知道董必武一贯坚持原则、办事认真，马上心服口服地说：“照董必武的指示办。”他把董必武的指示告诉了大家，同志们都同意把这批钱送给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

　　代表团的同志们虽然没有得到这批零用钱，却受到了一次比金钱更宝贵的教育。董必武一心为公的精神感动了代表团的每一个人。当时代表团的成员之一、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对董必武说：“我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给大使馆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我们要向您学习，节省每一个铜板用来建设新中国。”

　　1952 年，董必武来到大连视察工作。对这位党的创始人，当地党和政府领导人极为尊重，安排得也很细致周到。有一次吃饭时，董必武停下了筷子，并让服务员赶快把食堂的负责人找来。负责人以为出了差错或者没有安排好，气喘吁吁地急忙赶来。董必武见负责人神情紧张，便笑呵呵地问：“大连的油菜不长叶子吗？”食堂负责人松了口气，明白董必武不是责怪伙食不好，面部表情自然了许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长呀。”董必武和颜悦色地说：“那我吃的油菜怎么全是菜梗不见菜叶子呢？”食堂负责人恍然大悟，笑着说：“这是为首长的身体考虑呀，油菜叶子有虫子，不容易洗净，吃了对身体很不好，当然不能给首长吃，全扔掉了。”董必武听后摇摇头，耐心地对食堂负责人说：“农民种点菜是很不容易的，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咱们可不能糟蹋农民的劳动成果啊！菜叶有虫子，好好洗洗，洗干净了就可以吃嘛，有什么问题？”食堂负责人很受感动，后来就按照董必武的要求不再把油菜叶扔掉了。

　　1959 年，董必武再次来到大连考察。时逢国内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市场上很难见到大虾。接待处的同志考虑到董必武年老体弱，需要补养身体，专门为他买了两盒虾罐头。董必武坚决不吃。他对接待的同志说：“国家经济现在比较困难，我们还能吃大虾吗？一斤大虾能给国家换回多少钢！”接待处的同志再三要求董必武吃，说买都买了，下不为例。董必武就是不点头。最后，他们还是没能说服董必武，只得把两盒虾罐头退了回去。董必武特意嘱咐接待人员说，菜不要多做，剩下饭菜不要倒掉，下顿热热再吃。

　　1964 年，董必武到武汉视察，5 月8 日去麻城重访昔日从事教育工作的地方，并邀请旧友到龟山风景区游览，品尝名菜，畅叙友情。农场工作人员请他为“龟山茶”题了名，离别时送他两斤“龟山茶”，他当即叫秘书付款。农场负责人说：“这是我们特意送给您老人家的，不要钱！”董必武说：“我之所以收下茶叶，是收你们全场职工的心意，若不要钱，那我就不要茶了。”结果还是按价付款8 元。

　　1964 年，董必武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他看到海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心情不错，还吟了诗。中午，海军部队出面招待董必武。走进餐厅，董必武一看，餐桌上摆满了名酒名菜，他便不声不响上楼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闭门不出。他对秘书说：“中央有明文规定，待客不准摆宴，为什么还准备这么多的酒菜？”主人见状傻了眼，不知董必武是什么意思，也不知如何是好。大家站在董必武房间的门口面面相觑，手足无措，不敢贸然前去敲门。过了好久，秘书推开门出来。主人急忙上前询问，秘书回答说：“中央明文规定，待客不得大摆宴席，董老很生气，说不把名酒和名菜撤掉，今天的午饭他就不吃了。”

　　明白究里后，海军基地的领导急忙进去向董必武赔礼解释说，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就只有一些海味。那是不花钱的，是战士们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我们有个潜水中队，就在我们招待所附近驻扎，平时结合潜水训练，战士们带一个网袋下水，顺便给我们带一点海味上来，给我们改善改善生活。大海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靠海吃海，这不算是浪费。

　　董必武听了这番话，并没有被说服。他表示，他应按国家对领导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至于战士们改善生活，他不反对。作为部队领导，应该把改善战士生活放在首位，但改善生活与摆宴席是两回事。这样搞，会吃坏作风的，这样的宴席他是坐不住的。基地领导被董必武的精神所感动，只得把名酒和名菜撤走，只留下少量的海鲜，这样董必武才答应下楼吃了这顿便饭。

　　1972 年冬，董必武因感冒住进了医院。这时中央批准他去广州疗养，大家担心他长时间坐火车身体受不住，再三劝他乘飞机去。可他坚决不肯，他给同志们算了一笔帐：“一架专机飞一趟广州要用多少油，要花多少钱。”他强调：“应当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