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想治污又想保GDP 治霾落实面临众多难题(3)

　　另一家玻璃企业则直接“讨价还价”道，“煤改气”目前已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的大势所趋，玻璃行业也是重点对象，如果非要改也行，但最好是允许玻璃企业不再在后端烟气通道上加装脱硫脱硝设施，以减小企业负担。“目前国内主流的煤制气化炉上已安装了脱硫设备，且排出的氮氧化物浓度接近排放限值要求，没有必要再在后端进行二次脱硫脱硝。”他表示。

　　与上述企业一样，面对不断提升的政策门槛，水泥和电解铝行业代表也纷纷表示“难度很大”。

　　对此，一位与会的环保部专家对记者表示，企业所表达的困难呼声中有些的确能理解，但有些明显则是在落实环保政策要求的同时，尽量追求成本最小化的权宜之计。他认为，大气污染防治已刻不容缓，这要求政府一方面要守住政策门槛的底线，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

　　机制欠缺 地方考核需转思路

　　雾霾治理的“战车”在政府及企业纠结不已的氛围中缓慢向前，却抵挡不住连天“霾毒”的不断加重之势。这不得不引起业界反思：到底该如何化解目前的困局？

　　河北科技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教授郭斌对记者表示，当前大气污染防治成败与否的最关键因素在于污染企业，而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积极性的动力一方面来自正向激励，另一方面来自反向倒逼。

　　他解释称，适度的财税减免以及落实环保措施的奖励自在情理之中。但企业作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主体，更重要的是通过约束机制来倒逼其搞好环保。

　　郭斌认为，目前最迫在眉睫的是出台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这是在法律层面为推进制度化治理污染提供强有力支撑。“现阶段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一吨钢铁如果加装脱硫设施，新增运行成本达100-200元，同样年产1万吨的两家厂子，守法的企业其运营成本要相对高出数百万元，这显然不公平。”

　　燕山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宋来洲则对记者表示，一些地方政府仍难摆脱的污染防治与保GDP增长及就业的“纠结症”可能会延缓雾霾治理的成效，这也需要彻底解除地方政府的顾虑。

　　宋来洲表示，国家即将启动生态示范区建设，其中就涉及一系列全新的制度安排。他指出，以环首都生态经济示范区为例，最核心的便是建立起针对经济实力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制度。“有些地区产业结构单一，且多年发展下来过度依赖一些‘两高’产业，无论是淘汰落后产能，还是治理污染，这些地区都将受到双重冲击。因此，由中央财政针对这些地区设立生态补偿资金，短期助其脱困，长期可升级为产业扶持资金引导其因地制宜地进行产业转型，这些设想不难化作现实。”他说。

　　郭斌认为，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还需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建立“倒逼”机制。除目前学界普遍提出的污染治理重点区域实行绿色GDP考核外，对于这些地区政府职能部门，应引入“一票否决”制，以将“政治任务”的理念化作具体可实施的约束措施。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点已引起政策方重视。中组部近日就印发通知，要求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不搞GDP排名，选人用人不以GDP论英雄。

　　“如果‘不以GDP论英雄’真的能落实为中央及地方的共识及自觉行为，那么无疑是为地方政府解除了悬在头顶上多年的‘紧箍咒’，大家才会专心地念好雾霾治理这本‘经’。”郭斌如是说。

　　以环境目标倒逼经济结构调整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

　　□本报实习记者 欧阳春香

　　雾霾肆虐大江南北，成为近期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在大气污染治理中，政府应该如何平衡环保和GDP的关系，重工业城市如何实现转型？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转型发展首先要靠政策引导，优先突出环境问题，以环境目标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为治理污染牺牲GDP应获理解

　　中国证券报：在推进大气污染治理中，政府应如何处理环保成本和GDP发展之间的关系？

　　夏光：这对于地方政府是一种新挑战，也是一种执政能力的提升。过去主要受到GDP指挥棒的影响，但现在中央已经逐渐在调整指挥棒。

　　河北省当务之急就是绿色转型。河北如果能在绿色发展，解决污染问题方面取得一些进展，那么牺牲一些GDP，速度放慢一点，中央应该也会肯定的。

　　对地方党政领导来讲，也会逐渐感受到一个转变的过程。由过去单纯热衷于推动GDP增长，逐渐转向全面科学的执政。刚开始大家可能不适应，也没有经验，觉得很难。但是如果全国各地都在探索既能实现GDP增长又能实现绿色发展的方式的话，就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创新，绿色转型之路就会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