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政策法规司推进法律法规生态化(2)

　　此外，制定生态文明促进法，在法律中提升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集中出台环保法规。在立法中补充行政权、增强民事权、扩展社会权利，突出完善生态红线、环境标准、污染健康影响、环保激励和追责等各项制度。夏光说到。

　　周珂则认为，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写入法律很重要。为了保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不会流于空谈，能够落到实处，建议制定《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实施纲要》，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使环境保护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全面融入各方面的工作。二是可以借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形式，突出国家责任，监管政府行为。

　　夏光提出的“十三五”环保立法规划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从严从紧”，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严格收紧各项环境标准，采取发达国家在相应发展阶段采取的政策手段，有的还要学习发达国家当前所采取的手段。在立法中真正贯彻环境优先的思想理念，完善体系、提高标准、提高环境准入、强化责任制度。

　　周珂也表示，环境立法距离科学立法的要求还有差距。所谓“最严格”，是指环境法律形成的网，不仅要足够大，还要足够密。周珂建议在立法规划期内按照“最严格”的要求，把环境法律这张网织密。

　　关注执法和司法对立法的推动作用

　　依靠公众参与提升环境执法力量，减少直接现场执法

　　夏光主张以强势环保理念开展环境执法。他说，环境执法应遵守程序、严格核查、及时查处、依法处罚、按日计罚、严格执法，通过公正执法树立公信力。

　　同时，探索公众参与途径，依靠公众参与大幅度提高环境执法力量，减少直接现场执法。增加公众举报和环境仲裁的比例，降低环境行政成本。在梳理法律法规时，取消一批环境行政成本大、发挥作用小的环境管理制度。

　　周珂提出，国外非常重视司法对立法的推动作用。我们也应考虑环境立法如何与环境司法配合，推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环境司法解释。

　　王灿发则提倡进一步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借助第三方力量帮助环保部门履行职责。

　　逐步实施环境优先区域发展战略

　　考虑绿色产业以及低碳经济的立法

　　“目前经济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仍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周珂认为可以考虑绿色产业和低碳经济立法。

　　以福建省和贵州省为例，王灿发主张要把协调发展变为环境优先。

　　夏光提出的“十三五”环保立法规划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整体优化”。环保问题很难在环保领域内得到解决，它需要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造来完成。整体优化的核心，主要是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进行激励。例如推动绿色产业、干部考核制度改进、对法律体系进行生态化改造等。必须充分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大力弘扬我国生态文明的优秀传统，逐步实施环境优先的区域发展战略，努力履行环境保护优惠民生的使命，争取实现环境优良的阶段目标。

　　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发展

　　促进全民环保，为公民低碳生活立法

　　夏光提出的“十三五”环保立法规划的第三个关键词是“社会制衡”。将公众参与发展到社会治理的高度。这种治理模式认为，环境保护就是公众自己的事情，随着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的不断提高，实现这种治理模式成为可能。

　　环境保护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全压给政府，政府可能没能力承担好，如果社会公众分而担之，完成好这个艰巨任务将成为可能。

　　夏光说，社会制衡制度建设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责任体系，要赋予社会的责任主要包括树立生态意识、践行绿色生活、传播科学知识、绿色教育等。二是社会权利体系，包括扩展社会环境权利，包括监督权、索赔权、议政权等；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监督政府的工作；推进环境信息公开；维护环境权益，提起环境诉讼；参与环境公共事务；参与环境立法工作；成立社会环境组织等。

　　“建立社会治理模式，必须提高对公民的环境教育，”夏光提出一是发起全民绿色运动，二是设立社会运动管理机构，如社会管理司。

　　清华大学教授王明远也主张发起“环境拯救运动”，进行中国特色的环保运动。他指出以前我国环保运动模式是精英主义不接地气，但现在危机如此严重，社会上环保运动的开展，是对现实问题真实的反映，是推动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周珂提出为公众低碳生活立法。虽然公民低碳生活在《环保法》中属于鼓励性、倡导性的条款，但也需要立法。低碳生活将来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可以与环境教育立法互相配合。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胡静则关注了第三方治理的问题，他认为不宜对第三方治理赋予过高期待。第三方治理是环保治理专业化发展的体现，使得治理技术和效力都有所提高，但这种技术层面的委托治理不能影响到污染责任的归属。在责任分配上，需要秉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污染者与第三方治理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混淆，第三方治理不能成为企业逃避责任的借口，企业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不能对抗立法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