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将建1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曾因选址问题遭市民反对(4)

　　有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数据不全也是信息公开难的一个原因。有个别参数，政府只出台了标准，却没有出台后续的检测方法，相关机构因而无法对其进行检测，报告中那一栏只能空着。“这报告全都公布出来可能没问题，可你就一项藏起来了，解释一大堆也解释不清了。”

　　在北京，按照市政市容委的要求，每周四是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公众开放日，市民可通过预约进入焚烧厂参观。在高安屯、鲁家山，焚烧厂外都设有电子公示牌，实时显示车间烟气排放的数据。而阿苏卫的冯歧也表示，“政府有监管，我们愿意公开，请大家来参观。”

　　可是，由于许多民众对垃圾焚烧反对激烈，有些企业也担心一旦公开信息会被“鸡蛋里挑骨头”，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直以来，关于垃圾焚烧是否有毒、企业运营是否正规、选址是否合理……这一类的讨论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主烧”和“反烧”的各方始终抱着各自的观点互不让步，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垃圾焚烧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大家都很清楚，(担心的)是人的问题，是管理的问题。”陈立雯说。

　　赵章元也对焚烧企业的“诚信”表示怀疑。他指出，为了提高发电效率获取更高的利润，许多企业在运行操作中都存在往垃圾中掺加助燃剂等不规范的行为。“企业总不是老把火烧得很旺。国家要求掺煤比例不超过20%，实际上有的能加到50%。 没人监督的时候常常达不到应有的温度，二噁英会大量出现。”

　　但赵树明表示，这些情况并不会在鲁家山出现。区别于国内另一种主流的焚烧工艺循环流化床，他们使用的炉排炉从设计角度来说就不存在加煤助燃的可能性。而且，他们所接收的是经过分选和预处理后的生活垃圾，质量较高，在垃圾池里发酵后热值还会上升，已完全满足焚烧的条件。除了在起停炉时喷撒少量轻柴油助燃，平时运行时“炉子里就是纯垃圾，什么都不用掺”。

　　“以后我们的炉子里，油可能也不用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着使用清洁能源，同时也降低成本的原则，他们正在考虑之后用天然气取代轻柴油。

　　这也是时隔5年之后，华源惠众在建设方案中更换了焚烧工艺的原因之一。据了解，北京市目前所有规划、建设中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的都是能耗小、飞灰产生量较少的炉排炉设计。当年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运营方——北京华源惠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歧说，这样的决定也是考虑到炉排炉的工艺早已在国外广泛运用，“北京不是作为试验田，要用成功经验。”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废管理处的吕江涛则否认了企业能够通过“多发电”谋取高额利润的说法。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文件，从2012年4月1日起，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每吨折算上网电量为280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的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0.65元，其余上网电量仍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换句话说，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每焚烧一吨垃圾所发的电量中，只有280度电可以享受垃圾发电的价格补贴，超出部分仍按照常规发电项目的电价计算。“靠掺煤多发了电也没用，他们不划算。”吕江涛说。

　　近年来，随着生活垃圾处理被列入“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上改用了以政府为主导，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并举的原则，采用特许经营或委托经营的模式。简单地说，作为公益事业，由政府提供部分补贴，企业投资(或与政府合资)建设垃圾处理设施，建成后在特许经营期内管理、运营，期满后根据协议将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无偿移交给政府。

　　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是由北京环卫集团和京能集团共同注资的国有企业华源惠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特许经营期为25年。

　　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一期工程由中美合资的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承建，而正在建设中的二期则由北京市政府和朝阳区政府各出资50%。

　　据了解，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收入主要由上网电价收入和政府补贴两部分构成。因为单纯依靠卖电的收入无法实现收支平衡，政府会根据社会公共事业的“微利”原则，聘请专业咨询公司进行核算后，对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

　　有业内人士表示，相比填埋和生化处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运营成本很高，这给一些省市的地方财政带来很大压力，因而有些中小城市的垃圾焚烧企业为了谋取更多利润，确实存在不规范操作的情况。而这些不规范操作导致更进一步加深了民众与政府、与垃圾焚烧企业之间的对立。但对北京而言，政府无论在投资力度上还是选择合作企业上，都是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力争建成环保工程、示范工程，“目的是不一样的”。

　　都忽视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垃圾处理领域，一直有一个国际通用的“3R”法则：减量 (Reduce)、再利用 (Reuse)、资源回收再生(Recycle)。这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要在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量，实行垃圾分类。

　　在环保组织看来，正是垃圾分类的不到位是当前中国垃圾焚烧存在问题的一大根源。因为干湿垃圾都一起进了焚烧炉，原生态的混合垃圾成分复杂，造成排放难以控制。与其大力发展焚烧这种高度依赖末端处置的处理手段，政府更应该从源头做起，抓好垃圾分类。

　　9月23日晚，银河Soho的一家咖啡馆。在一场有关垃圾焚烧与垃圾管理的分享会上，一位听众提出了一个问题：“泡方便面的盒子我认为是可回收的，但如果泡完了、盒子沾上油之后，我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呢？”

　　对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疑问随处可见。在北京开始逐步推行垃圾分类的第四年，许多人仍然对不同的垃圾该怎样分类充满了疑惑。

　　4年前，因阿苏卫而“一战成名”的黄小山被北京市政府邀请，作为唯一一个市民代表随政府官员到日本考察垃圾处理情况。考察归来，他被日本严格的垃圾分类体系震撼，呼吁政府也应对垃圾分类引起重视，甚至一度喊出了“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的口号。

　　当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我不相信这是两国国民素质问题。我们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如果政府努力推行垃圾分类，根本就不是问题。”

　　然而4年后，对于“政府投入不够导致垃圾分类不到位”的质疑，他的态度却变了：“政府一年(在垃圾分类上)几个亿的财政投入，没人分(类)，你还让政府怎么投？”

　　的确，4年来，北京在垃圾分类收集上下的功夫不可谓不大 。

　　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共有2915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覆盖人口500万人，配置户用垃圾桶300万套，设置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站5万余个，配置厨余和再生资源专用车辆1000余辆，改造密闭清洁站超过750座。此外，在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还招募了超过2万名“绿袖标”指导员宣传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的知识，并对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进行指导和监督。

　　但这样的安排在现实推进过程中极其艰难。

　　据市政市容委固废管理处副处长张红樱介绍，由于许多居民并不理会垃圾分类的号召，使得本来是起监督引导作用的“绿袖标”指导员不得不自己上阵分拣垃圾。 按照政策，各区县每月可支付每名指导员至少600元的补贴，这笔对政府而言很大的支出，但对亲自分垃圾的指导员来说已没有多大吸引力，人员流失严重。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在北京东城龙潭街道华城社区，每户居民都有一张积分卡，如果每天将厨余垃圾正确投放到小区垃圾分类收集点的厨余垃圾桶中，就可由垃圾分类指导员用POS机往卡里打入1分。“攒够50分就能换一张10元的超市购物券。”实施一年来，该小区的垃圾分拣正确率达到了95%以上。

　　但这样的措施也很难推广。据了解，在垃圾分拣正确率达标的试点小区， 政府折算到每一户的投入高达600多元。

　　“老百姓说，我才不分呢，分好了政府也是一辆车混拉走了。可问题是有多少人分了？任何垃圾桶我打开看，里面都是一样的。”4年来，黄小山一直活跃在各个媒体上，除了接受采访也参加电视节目，利用各种方式呼吁人们从自己做起，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投放。

　　“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大家都在放大自己的权利，但都在忽视自己对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垃圾不是政府产生的，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担当的责任。”黄小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