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歌退潮 唱红合唱团主场变舞蹈休闲地

　　5月8日晚7点半，在重庆市人民广场，不少市民在此处跳舞，锻炼身体。

　　5月8日晚7时许，重庆市人民广场，众多市民开始向此处聚集。站好队形，被放置在小推车上的音箱里传出歌声，他们随之起舞。

　　他们不再是红歌合唱团，虽然红歌曾是这里的主角。2012年4月，当曾蜚声全国的红歌浪潮渐渐从重庆消退，广场舞、交谊舞、太极拳等多样的舞蹈休闲方式，伴随着舒缓明快的音乐，重新占领人民广场。

　　红歌退潮这一年，重庆红歌研究会未通过年检，成千上万人组成的红歌大会再也不见。“就像一阵风吹过。”一位重庆市民说。

　　“树森，不搞了吧”

　　5月9日，重庆市树深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树森，谈起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的红歌研究会，仍旧颇为失落。

　　“树森，不搞了吧。”他还清楚地记得2012年，红歌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年检时，分管领导对他说的话。虽然他已记不起那天是几月几日，但他记得当时的情景：红歌研究会通过了审计，主管部门却不给盖章，无法通过年检。

　　“他也很无奈，怕承担责任。”张树森理解执章人的心情，“他们(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张树森说，其实在年检之前，他已有预感，“红歌就像个敏感词，大家谈虎色变。”

　　红歌之风，吹起于2009年的重庆。那时在政府的主导下，“六进”重庆各个角落——“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广场、进农村”。

　　“我记得那个时候每个周五的晚上，我们区的各个部门、各个街镇都会负责办一台晚会。”重庆市渝中区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晚会的内容包括歌舞、朗诵等多个节目。

　　据官方统计，从2009年至2010年底，重庆市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2.8万场；重庆卫视更是全面停播商业广告，每天滚动播出《天天红歌会》、《解放大西南》等红色文化节目，力争打造“省级第一红色卫视”。

　　2009年底，张树森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小分队。这个小分队与一些只有热情的合唱团不同。1974年，张树森从重庆市第一届工人业余声乐班毕业。他的几个朋友，有的是从部队走出的文艺骨干，有的则指导过大型舞台表演。“我们可以把独唱歌曲改编为合唱曲目，并区分声部，还可以为合唱曲目配器。”谈到自己的团队，张树森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进入到2010年，他们开始谋求更大的成功。“重庆很少有这样的平台，我们要做一个平台出来。我本来的目的就是想把红歌研究会作为今后重庆本地的地方文化品牌，而且把它做成带有全国性的影响效应。”张树森说。

　　2010年7月30日，重庆红歌研究会经民政部门批准，注册成立。张树森为红歌研究会会长，注册资金10万元，挂靠在了重庆市统战部名下。张树森还租下一块近3000平米的场地，作为红歌研究会的办公场所，同时也作为给一些合唱团提供配器、排练的地方。

　　红歌和狂热

　　一起成为“历史记忆”

　　“重庆市宣传部门、文广部门和文联很快就找到了我们。”张树森说，研究会成立后，他们参与了大量重大的红歌活动，“像《祖国颂》、《团结颂》、《和平颂》等等，我们主要负责这些晚会的筹划工作：组结构、写脚本、定形式。”张树森说，“整个过程像写电影剧本，有大家的肯定，也很有成就感。”

　　2011年6月29日，重庆市第二届中华红歌会开幕。在重庆市奥体中心，包括18支合唱团代表和群众等近十万人参加了开幕式。而张树森和红歌研究会，也参与了这次红歌会的策划工作。“我们主要是做演出方案，烘托现场氛围。”张树森说，能参与这么大规模的活动，感觉很有意义。

　　此后，重庆市有关部门准备编辑一本经典歌曲集，张树森参与了当时对此事的讨论。张树森回忆说，当时有关部门原本定下的主题是“唱响时代最强音”。而他则感觉主题不够突出和鲜明，于是结合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间节点，提出了“百年歌声，百年记忆”的主题。

　　“因为我理解的红色歌曲，也是经典歌曲的意思。它不仅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流行的歌曲，也包括辛亥革命以来群众久唱不衰、有影响力的歌曲。”因此张树森主张，从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遴选100首经典歌曲。

　　他的主张得到有关部门的赞赏，作为协办单位之一，红歌研究会还参与了歌曲的遴选工作。《革命风云》、《国民革命歌》等不同时代的曲目，被他们挖掘出来。

　　张树森走入他办公室的一间小卧室，从墙角的一个箱子里翻出了这本歌集。“当时因为时间太赶，根本来不及印刷，歌集就只能直接彩色复印然后装订了。”向记者展示这本歌集时，他笑着说。

　　与歌集一起被张树森翻出的，还有另一本红色封面、印有醒目党徽和五角星标识的《歌曲汇编》。这本《歌曲汇编》记录着重庆市红歌研究会曾经的荣耀。

　　在有关部门评选出的“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36首”的基础上，重庆市红歌研究会挑选出了另外36首“群众最喜爱的合唱歌曲”，以适应重庆大大小小合唱团的需要，并命名为“歌唱祖国”。“排练时，指挥动作要突出坚定、行进的特点。”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曲结尾处，红歌研究会甚至还给出了自己的指导意见。

　　2011年5月，这本封面上写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颂歌献给亲爱的党”的红歌集，张树森自己掏钱印刷成册。

　　张树森毫不掩饰他对红歌的感情，作为重庆市政协委员的他，还曾提交过一份提案：将《红梅赞》作为重庆市市歌。他认为，《红梅赞》歌唱的就是重庆的事情，这种赞扬革命者精神的歌曲非常适合重庆。不过，这一提案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响应。

　　在红歌浪潮中，他成为中外媒体追逐的对象，但尽管如此，张树森再三向记者强调，“做这些事情，完全是自己的爱好，这是一种历史的记忆，不涉及功利。”

　　“做任何事情都得有个度”

　　2012年3月15日，重庆人民大礼堂管理处贴出一张告示，称要对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的问题“加强管理”，理由是“周边居民多次向我处投诉，反映人民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这个告示第二天被传上网络，一时关注者云集，被解读为重庆的一个标志性动作。

　　自2012年重庆市红歌研究会年检未获通过，已经过去了近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张树森又回到了日常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的状态。“我就是个工作狂。”张树森笑着说。

　　“我一不打麻将，二不玩牌，三不划拳。”这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显得不那么重庆。虽然按照年龄，他已经于2012年退休，但张树森极不喜欢赋闲在家。“很多人看我这么忙，问我‘你有病吗？’”张树森抚掌大笑，“我一闲在家里，还真就会病了。”

　　“参与红歌的活动，真的耽误了很多时间。”张树森说，自从重庆红歌研究会停摆后，他再也没有参与任何与红歌有关的活动。“现在带项目、讲课。”张树森说，“我的出场费半天就有3万元。”

　　2012年5月，重庆市发改委还曾下文，要求张树森及树深律师事务所，参与重庆市各区县BT建设模式的规范工作。

　　张树森喜欢看NBA,如今他每天上班前都会让家人录下比赛实况。晚上下班后，他就靠回看比赛录像打发业余时间。

　　这一年，已退休的重庆市民李英(化名)也不再唱红歌，凭借多年社区工作和组织演唱会经验，李英只为那些“红歌爱好者”拉拉赞助、联系演出场地。

　　易如国老人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他曾因“将母亲遗体送上灵车，目送其远去后，掉头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一事，而被媒体反复报道。

　　2012年3月，重庆卫视宣布，此前日播的《天天红歌会》调整为周播，名称改为《周末红歌汇》。重庆卫视一名员工告诉记者，此后不久，这档节目彻底消失。

　　“做任何事情都得有个度，超过这个度就不正常了。”张树森说，红色在中国是喜庆，是吉祥，是健康向上；红色歌曲是有历史性、传承性、正能量的经典歌曲，“我们这代人就是唱着那些歌走过来的。”而当红歌浪潮席卷重庆，“红色被异化了，红色歌曲也被贴上了标签。”张树森叹息道。

　　青年和老人的爱好

　　又回归两条平行线

　　对于郑冉(化名)——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年轻人来讲，重庆的红歌浪潮，“像一阵风吹过”。

　　2010年毕业后，在重庆市渝中区一事业单位工作的郑冉，只参加过一次红歌表演。“我们单位的年轻人一般都是到场地露一下面，让领导看到自己去了，接着就找机会跑掉。”郑冉告诉记者，对于唱红这件事，很多和她一样的年轻人都觉得烦。

　　“大家的怨念挺多，比如单位强迫你去看演出，强迫你编各种名言名句，强迫你转发几条短信。”郑冉说，重庆曾发行的《读点经典》，她也从没看过。

　　2011年，郑冉离开重庆，去香港继续深造。一年后，等她重返故乡，红歌已经在重庆渐渐销声匿迹。“反正这阵风刮起来的时候，大家就做一做这个事情，这阵风刮过了，就做平时该做的事情。”郑冉说。

　　风过留痕，如今的重庆，依然有老人聚集在公园里唱红色歌曲。在重庆人民公园，不少舞蹈队的配乐仍有《红梅赞》、《歌唱祖国》等曲目；在重庆沙坪公园，刻有红歌队名称的木牌仍然竖在树下。

　　年轻人喜欢摇滚或者小清新，中老年人喜欢红色歌曲，过去同在一个城市生活的彼此，被共同卷入重庆的红歌浪潮。潮退之后，他们又回到各自的两条平行线上。

　　“经济发展上去了，很多传统的、美好的东西却被人们丢掉了。”张树森有些惋惜。

　　而颇为讽刺的是，在此期间，红歌并没能挽救雷政富等21名因不雅视频案而受到处理的官员。

　　5月9日的重庆市人民广场一角，几位老人用力甩动手中的鞭子，抽打着高速旋转的陀螺。在震耳欲聋的广场音乐声中，抽打声显得那么刺耳，又如此干脆。(记者 刘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