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被警车追赶出车祸死亡 逃逸追车是坏办法

　　歹徒(或者是蒙受不白之冤、代表正义的主角)的车在前方狂奔，无数警车闪烁着各式警灯在后边尾追，再配以手枪、步枪、RPG、车载导弹之类轻重火器组成的漫天火网——这是全世界警匪电影和间谍电影里的标配桥段，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暴力美学。

　　可一旦当虚构的电影画面照进了现实，哪怕只是一个无限简约版，也总是会引发激烈争论。5月6日，三亚三名学生被警车追赶而出车祸死亡的事件貌似迎来了尾声，当地政府部门向每个死亡学生的家庭支付了38万元“救济金”。事件暂时收场，但由此而产生的讨论却才刚刚开始。

　　北京的一线民警说，对警察来说，“追车”只能是“在最没办法情况下，一个最坏的、被迫的选择”。对于何时、何种情况下可以追车，警队内部有着严格的限定。但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这些“限定”其实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公开，无论追车还是不追，都要有法可循。而不是在出事之后，或以“内部规定”为由推搪责任，或“挟尸闹事”以求额外经济赔偿。

　　事件

　　协警追赶摩托车

　　酿成三死惨祸

　　4月29日上午，三亚市凤凰镇水蛟村路段，三名共骑一辆摩托车的学生，狂奔中突然摔倒，被迎面驶来的一辆满载石子的小卡车正面碾压，三名学生当场身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有目击者反映，事发时，三名学生乘坐的摩托车遭到警用摩托车的疯狂追赶，而驾驶警用摩托车的两名男子身穿协警制服。两车相距最近时只有5米左右，一个协警还拿着警棍作势打向前边车上的学生。出事后，警车慌慌张张跑掉，拿棍子的协警还匆匆脱掉制服。5月2日下午，三亚市官方承认确实有协警在后面追截当事摩托车，但声称属于“正常的执法行为”。

　　警方“正常执法”的依据是，事发前，驾驶摩托车的罗永弟没戴头盔、超载，存在多项违反《道交法》的行为，路边执勤的凤凰派出所的协警骑上警用摩托车，要求罗永弟靠边停车，但是罗永弟置之不理，一直向前加速行驶，这才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按当地警方的说法，两车之间距离约150米。至于两名协警事后匆忙跑掉，是“怕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殴”。

　　至5月6日，经多次协商，三名死者的家属与政府部门达成给予救济金的约定，每个死亡学生的家属获得38万元救济金。法律界人士认为，即使暂时不考虑追逐是否合理的问题，没有在编民警在场，单独一个或几个协警是没有权力进行行政执法的。如果协警独立“执法”，又采用不当的方式，对社会产生相应的危害后果，则存在主观上的过错，那就要承当相应的民事责任。

　　调查

　　多年前也曾追出过死伤事故

　　警察追车，在电影里应该是每个国家警察的常规工作之一，但在现实中呢？

　　北京多年前也曾发生过警车追赶违法人员酿成的死伤事故。

　　2006年8月，一名报纸发行员骑着没牌没证的摩托车出门，恰遇通州警方在严查违法上路的摩托车，他在快速逃离时被警车追赶，慌乱中撞在马驹桥附近凉水河南岸的一棵树上，连人带车跌进河里，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0年6月，一名房山佛子庄乡村民驾驶无牌照农用车遇到检查后，跳车徒步逃跑，被交警和协管员追赶后跳进了附近的河里。他所处位置，河水没到膝盖，协管员站在岸上高声告诉他车子会拖走，并要求他到交通队接受处罚，随即离开。但这位村民却随后落进了深水区不幸身亡。

　　记者了解到，类似事件发生后，北京警方作出了一些执法上的调整，交管部门也在业务培训时设置了一些模拟的处罚场景，要求基层民警根据被处罚者的反应选择合适的应对措施。

　　警察“最没办法的时候才去追”

　　据多位一线民警介绍，当前对于一般性的交通违法者，或者显著轻微的行政违法者，如果对方驾车逃走，警察不会立刻驾车追逐。“但是绝不要认为‘跑了就跑了’，除了‘追’我们还有很多办法。”例如几年前的“二环十三”们，一旦警车在后边追逐，且不论能否追得上，只要让对方意识到有人在追，恐怕倒会立刻激起他们更大的飙车欲。而且对于这些从来不考虑他人生命安全的人而言，逃走时撞死几个人是不用在乎的——但警察却不能不在乎。

　　民警抓获他们，方式非常简单：监控实时跟踪，调派民警在车辆行进的前方用锥筒收窄车道，逐渐阻断前方车流，迫使“飞车”停车后，将暴走族们现场拿下。

　　如果在路上发现克隆车、套牌车，民警也不会贸然追赶，而且会尽可能不让对方察觉。“我们一般是立即上报，由指挥中心调集周边监控探头，随时指挥调动警力，控制周边路口信号灯，把克隆车前边的路口变成红灯，然后等它陷在车流里，进退不得，再去设法控制司机。”

　　但是，如果是在紧急状态下，科技手段缓不济急，就只能依靠民警肉搏。“比如前几天发生的广渠门杀人案，歹徒已经当街杀人了，幸好他当时被困在车上，他要是窜到某一辆还发动着的车上，并且开着车冲出去，现场的警车就必须要追，而且得立即设法别住他，因为这个人已经处于失控状态，无论追与不追，他都会继续伤人，他的目的不是简单的‘逃’，而是要造成更大的破坏和杀戮，这时候如果还去想着用技术手段，用红绿灯去拦，就太荒唐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线民警说。

　　类似的情形还包括，正在肇事逃逸的司机，车子底盘下面还卷着受害人，稍有犹豫，受害人势必丧生，这种时候就要尽一切可能追上对方，在最短的时间内截停。

　　不再猛追逃逸车以免更大损失

　　最让一线交警纠结的“追与不追”，莫过于查酒驾。根据记者多年来随同交警查酒驾的感受，大致可用几句话总结：以前曾经追过；现在现场截住；跑了也就跑了。

　　据交警介绍，追赶酒驾者的车子，风险实在太大，只是多年前在郊区车辆很少的公路上，曾经有过短距离追车的情况。“他本来就开得晃悠，又紧张，后边一追，谁知道他会撞到谁？就算他自己撞树了，死了伤了，到时候警察也一样有责任。”2006年底，北京对于酒驾的查处越来越严，夜查现场逃逸的情况频繁发生，北京交警于是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防止逃逸的方法，如在现场用锥筒收紧车道，查处嫌疑车时暂不放行前方车辆；在查处现场之前几百米安排警车，准备堵截原地掉头或靠边停下的车子等等。

　　即使如此，在夜查现场，特别是郊区公路上的夜查，还是有车能够逃逸。记者跟随朝阳交警在东五环外皮村路上一次夜查时，曾有一辆奥迪的车身贴着记者大腿猛窜过检查岗，消失在夜色当中，记者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与其他违法者逃走后可根据科技设备追踪不同，酒驾者一旦真的成功逃走，就只能是“逃了也就逃了”。随着酒精含量消失，再没证据对司机进行酒驾处置。这时记者也发现，经过几年的实践，交警已不再猛追逃逸车，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更大损失。

　　交警表示，他们会在现场记录下逃逸车辆车号，或通过摄像头记录的情况，继续追究责任。

　　问题

　　追踪时的过错程度

　　难有法律界定

　　“警察的日常执法属于一种行政行为，而这种行政行为不应该影响其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能说‘我在执法’，就可以不管不顾。”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张金澎说，除非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对方在实施严重犯罪行为，行为已经危害了公共安全，否则“追车”所冒的法律风险和所得“收益”就难以匹配。

　　他认为，“像三亚市这样的情况，就是属于最不该追的一种。违法的学生骑的是摩托车，摩托车是交通工具里最不稳定的，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既有可能是摩托车自身，也有可能是给他人带来伤亡。”

　　对于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张金澎认为，以三亚市这起事故为例，死亡的孩子们肯定要承担一定责任，他们自身的违法行为是造成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警方肯定还会调查货车司机的责任，比如是否有超速、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行为、是否处置不当等等。从民事侵权责任上看，就要调查清楚在他们后边追的那两个协警是否有过错。”张金澎说，民事上的侵权责任，重点要看“是否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确实存在过错，又与造成的损害存在有因果关系，就构成了民事上的侵权责任，需要承担赔偿。

　　但是，对于法律上所讲的“过错”如何认定，争议不小。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于德华律师说：“我们都听说过一种情况：某甲偷东西被事主发现，事主紧追，某甲慌不择路，被过往车辆撞死。然后某甲的家属将事主告上法庭索赔——即使是公民之间，对于追逐时的‘过错’都有各种争议，更何况公民和公权力之间。”

　　“不仅仅是公安机关，其他任何行政执法单位都一样，比如城管、路政等等，在实施职务行为的时候，要有国家法律认可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执法者所执行的不能只是某一个行政机关内部的规则、程序、标准，而是要在国家法律层面上经得起推敲、质疑的公开条文。”

　　于德华说，如果执法者的每一个行为都符合公开法律的规定，那么由他造成的损失就属于职务行为，本人不应受到刑事和民事上的任何追究，经法院认可的他人损失可由国家赔偿。而现实的情况是，无论警察追车还是城管“执法”，各地标准不一，往往由各地职能机构自行决定工作规范，这不能不说是行政法上的一个缺漏。(安然 王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