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之下 “花钱买信息”成一条黑色利益链

　　陈女士最近很烦，她每天都会接到四五个保险公司以及“代办交通违法”之类的来电。她感到奇怪，这些人是怎么知道自己的保险快到期了？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电话、姓名、车型、行驶证号等隐私信息？“太可怕了，还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陈女士说。实际上，陈女士不过是数以亿计隐私“被泄露”大军中的一员。“个人信息被泄露，呈现出渠道多、范围广、程度深，且形成黑色产业链的特点。”昨日上午，福建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陈荣文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信息泄露，普通老百姓“几无还手之力”，“信息泄露不仅危害大，更暴露了法律的无力——维权难”。不过，他对已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立法调研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寄予厚望，“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在于牟利，如果犯罪成本高、无利可图，也就能从根本上进行扼制。”

　　现实生活 人人“中枪”

　　陈女士的经历并非个案，她身边的每个人，几乎都有“躺着中枪”的经历。

　　此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腾讯网，对2422名公众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88.8％的人表示自己有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而遭遇困扰的经历。而相关调查同样显示，“最容易遭到泄露的信息”前三位，分别是“电话号码”、“姓名、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和“家庭住址”。公众排出泄露个人信息前三位的机构，分别是电信机构、招聘网站和猎头公司、各类中介机构。

　　记者打开手机短信，平均每10条中，就有六七条是关于售房、售车、家电抢购、商场打折之类的促销信息。而发送短信的号码，除去一些不认识的电话号码，基本上是“106”打头的。

　　记者分别致电电信10000、移动10086和联通10010进行咨询。三家运营商的客服人员均表示，“106”打头发来的短信，都是与他们合作的运营商发送的促销短信。具体来分，“10659”打头的是电信的合作商家发送的，“10657”、“10658”、“1069”（外省）打头的是移动的合作商家发送的，而“10655”打头的则是联通的合作商家发送的。当记者追问“为什么没有事先告知用户就发送这些信息”时，客服人员表示，如果不需要，可以事后向客服申请屏蔽。

　　记者从业内人士处得知，这些3C运营商发送多少条短信，是有指标的，“我们一个月有几万或者几十万的收入指标”。

　　对于运营商的此类做法，陈荣文认为，这种群发合作商促销短信的方式，已构成“侵犯隐私”。用学术化的表达就是侵犯了“生活安宁权”，已经构成骚扰。

　　利益之下 任人“欺负”

　　其实，遭遇群发短信骚扰还不是最严重的，人们可以把它删掉或置之不理。那些“退税”、“毒包裹”等诈骗电话或者各种各样的买房卖房租房买车卖车等莫名来电，更令人防不胜防，显得只能任人“欺负”。“个人信息泄露泛滥，原因首先在于能泄密的渠道无处不在。”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承恩说。“你可以不上淘宝，但你不能不用手机、不办银行卡、不买房买车吧？”于是电信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各类中介、教育机构乃至政府部门、医院……都有可能成为你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端口”，而这些就可能涉及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比如姓名、手机号码、家庭住址等详细信息，几乎无可回避。“信息就是资源，现在买卖信息已经成为不法分子的产业链了。”昨日，仓山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诈骗犯罪侦查中队长郑玉添说，最开始，可能只是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他以买车为例，“去4S店买车，你的个人信息至少会经过销售顾问、后台财务、报牌人员、银行人员（如果是贷款的话）、保险公司、车管所人员等人的手”，于是在中介、银行、保险等机构间，个人信息可能就这样“未经授权或超出授权范围”而被“共享”了，并可能私自传播开来。

　　利益之下，“花钱买信息”成了一条黑色利益链。

　　记者随意在百度搜索“车主名录”或者“车主信息”，四五十万条相关搜索就跳了出来。郑玉添介绍，此前仓山警方曾破获的“贵金属投资诈骗案”（本报今年5月28日曾报道）、“购车退税诈骗案”（本报今年3月20日曾报道），几万份打包出售的客户信息，就是以每份0.1元到1元不等的价格网购来的。“比如车主信息，年限越久的越便宜，一两角钱一条，因为这个电话可能被人打过了，骗过了；而新车就贵，可能要一两元一条。”郑玉添说，有人甚至专门开设钓鱼网站、通讯公司和商业信函公司，专门收集、买卖公众“名址库”来牟利。当然也有“黑客”，“那估计就是价值很大、难度很大的信息了”。

　　维权之难 寄望法律

　　即便作为法学人员、律师或者公安人员，陈荣文、郭承恩和郑玉添都无奈地表示，自己也是信息“裸奔”的受害者，但也无可奈何。

　　“骚扰短信和诈骗电话只是‘入门级’，如果不马上加以控制和管理的话，也许以后会有更大的隐患。”郭承恩律师说。“比如我的注册信息被破解，我的网上信息被盗取，会不会有人复制我的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来实施犯罪，那样的话我怎么办？”

　　郑玉添告诉记者，类似案件已经发生过。仓山警方此前破获一起案件，某人的淘宝账号被“入侵”，其淘宝账户里的钱全部被刷光。而记者曾经看到一则新闻，也是关于淘宝账号被盗，“差评”被改成“好评”的。

　　“泄露个人信息，从法律角度来讲，可以告‘侵权’，但作为一般侵权案件，谁告谁举证。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诉讼成本太高了，而且维权手段也不完善。”陈荣文表示。

　　在记者随机询问中，几乎所有人在个人信息泄露后，都选择了“忍耐”。只有约一成的人表示，会想知道谁是泄露者或者进行举报。

　　“其实大多数人，包括我们自己都选择不抵抗的首要原因就是‘调查取证困难’。”郭承恩说，因为“从民事诉讼的角度看，一般人很难知道自己的信息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以什么方式、被谁泄露的”。

　　当公众对信息泄露都无力“自救”的情况下，对于法律的渴望成了最普遍的期望。

　　陈荣文副所长介绍，今年两会，关注个人信息保护的中国首部《个人信息保护法》再次被提及，如今已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立法调研，目前草案已经出台。“现在有法可依的，也只有《刑法修正案》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方面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不过其中也提到：依修正案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方可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何谓“情节严重”，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另外，陈荣文也提到，刑罚手段有其特殊的适用范围，并非一切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的行为均会受到刑罚处罚。

　　陈荣文最后乐观地表示，随着中国法律进程的发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迫在眉睫，它将从源头上加强个人信息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