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作用凸显：在公共危机中散发正能量

　　社交网络以顺畅、快捷、高效的传播渠道汇聚和发散信息，对于应对危机既能起到“助燃剂”作用，也能起到“稳定剂”作用。

　　社交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危机面前能够传递正能量，也能播报虚假信息，引起“蝴蝶效应”而扰乱社会秩序。

　　4月20日雅安发生地震，国家地震台网官方微博在震后1分钟发布了这则消息，6分钟后，一名微博用户发布了第一则来自震中的消息。社交网络凭借即时、开放、便捷、广辐射等特性，发布最新灾情、开通寻人渠道、维护救灾秩序、普及应急知识、搭建捐赠平台，借助“裂变式”的信息传播，成为地震灾情传导的信息枢纽，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雅安地震中通过微博、微信传递虚假信息、诈骗信息等负面问题也不可忽视。如何发挥社交网络应对公共危机的正能量，需要深入探讨社交网络的媒介环境。

　　社交网络作用更加凸显

　　社交网络以顺畅、快捷、高效的传播渠道汇聚和发散信息，对于应对危机既能起到“助燃剂”作用，也能起到“稳定剂”作用。

　　应对公共危机的信息“聚合中心”。互联网自诞生以来就是人们用来满足社交需求的工具。无论是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还是雅安芦山大地震，社交网络已经成为最早提供新闻资讯的平台，并对现实世界的公共危机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信息传输和互动。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中，时间就是生命，社交网络利用即时通信和动态、灵活、用户规模庞大的人脉链，迅速、全面、多方位播报灾情，成为信息聚合中心，满足了受众对公共危机信息的需求。

　　新闻播报的“一线阵地”。雅安地震中，各传统主流媒体，以及灾区救援组织均开通官方微博，向外界传递灾区信息，一些大型网站开通寻人搜索通道，微信开通“芦山地震救助”公众账号。灾情突发，以微博、微信为主的新媒体第一时间通过图文、视频、音频等方式发布分享新闻，与公众交流互动，弥补了传统媒体时效性相对不足的缺陷，成为主要的新闻播报阵地。

　　公共舆论的“自主圈子”。构成公众舆论三要素的是人们的交往密度和频率、空间的开放度及空间的感染力。目前，我国微博用户规模高达3.09亿，手机微博用户规模达到2.02亿，约有超过六成的网民热衷于通过微博沟通交流、分享信息。社交网络超越传统的地域界限，是以网民的共同兴趣为基础、共同的关注点为对象、共同的价值判断为标准而形成的“小圈子”。网络世界的身份认同、网民的某一话题很容易汇聚公众舆论，形成态度鲜明、影响范围广的网络舆论。

　　更易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和主动性。汶川地震中一位汶川籍女孩通过网络将适合直升机空降的位置告知军方，为救援提供了宝贵的信息；雅安地震中微博上传递各种地震应急常识，开通寻人渠道、搭建捐赠平台，呼吁疏通救灾通道等。充分体现了灾情面前，网民的高度参与意识和主动性。社交网络的崛起，致使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得到极大的提升，大大降低了危机管理成本。

　　舆论监督影响力更广。社交网络可以使危机事件迅速曝光于公众视野，汇聚强大的受众群体和舆论压力。如雅安地震中关于“郭美美事件造成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问题。网民对于危机事情的高度关注，对传统媒体和公共权力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促使相关部门积极快速反应，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引导舆论动向，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网络时代社交网络的巨大作用源于其显著的特性。

　　首先，社交网络的“低成本”原则。社交网络使人们从“接触型”的社交行为变为“非接触型”的社交行为，从“增量性的娱乐”到“常量性的生活”轨迹不断延伸。这种便捷性降低了人们社交的时间和物质成本，成为网络时代人们重要的“低成本”社交方式。其次，与传统人际网络相比，社交网络的开放性为人们提供了即时信息发布与获取、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它的“即时交互”特性使人们随意的“长程链接”和“节点共享”，实现了“超时空维度”的信息聚合。再其次，社交网络中使新闻播报的参与度和广泛性获得革命性变革。每个用户都可以从自身辐射出一个交际圈，用户作为独立的信息源和传播者，可以随意采编、发布、转播各类信息，并通过其他用户的关注、评论、转播等方式，形成简易、快速、有效的传输渠道。这种点对点、点对面的交流方式，使信息发布出现非职业化，呈现出“人人都能发声”的“全民记者”和“自媒体”特性。

　　社交网络诱发的公共危机

　　社交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灾害面前能够传递正能量，也能播报虚假信息，引起“蝴蝶效应”而扰乱社会秩序。

　　海量信息“碎片化”，难以筛选。雅安地震后，美联社曾肯定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积极参与，认为他们在第一时间承担了沟通信息的重要任务，通过图片和文字，外界第一时间了解到赈灾的情况。据统计，截至雅安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18时，新浪微博上与“雅安地震”有关的微博达6455万条。人人网当天拥有超过100万用户参与救灾信息传递和网络寻人。由于社交网络海量信息如潮水般涌现，广大受众难以从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寻找到最急需且有价值的信息。

　　虚假信息“无序化”，难以甄别。由于社交网络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和传播渠道的多样性，致使大量虚假信息喷发，欺骗民众感情。雅安地震中出现“微博寻找徐敬回家”、“搜救犬救32人后‘牺牲’”、“悬挂磁铁能预报地震”、“可在受伤处敷生土豆片自救”等虚假信息。普通网民常常不顾事件真相，闻风即动，成为虚假信息的“被”传播工具。

　　不良信息“失衡化”，难以纠错。美国学者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提出“拟态环境”理论，认为人们接触到的外部信息，较少来自亲身体验，大部分来自传播媒体，容易出现媒体提供和引导某种情绪，受众就相信和表达某种情绪。雅安地震中出现了“网传地震局内部消息‘成都发生9.2级地震’”、“大量蟾蜍排队游街”等信息，信息传播的失衡造成公众偏听偏信。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群体心理的“广场效应”和“蝴蝶效应”，造成不良信息“滚雪球”般积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危机。

　　网络流言“情绪化”，难以控制。2011年伦敦暴乱被指责为是“一场以微博和移动终端为核心的社交媒介引发的动乱”。英国首相卡梅伦曾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今后发生暴乱时，关闭社交网站，阻止骚乱者的社交网络串联。当公共危机爆发时，传播学的“信息饥渴效应”致使信息传播呈现“加速度”增长，高度的不确定性、信息的混杂性和传播过程中的变异性，加上集群行为缺乏监管，各种非理性的蓄意报复、恶意攻击、谩骂嘲讽充斥网络，引发传播导向和网络秩序难以控制。

　　社交网络须加强监管引导

　　为避免各种虚假信息、网络流言和传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公共危机，必须加强社交网络在公共危机中的监管。

　　强化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社交网络背景下，主流媒体要有效利用“自媒体”的作用，及时、有效地挖掘信息源，遵循其专业性、权威性，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提供权威解析。雅安地震中，诸如“中坝村村民地震期间大鱼大肉像过节”、“网传多张‘雅安地震现场图’”等虚假信息很快被媒体披露。主流媒体主动引导“自媒体”舆论健康发展，努力减少恐慌或不理性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

　　完善互联网监控。一是把控社区网络危机信息传播机制和规律，构建危机信息的筛选、甄别、回应系统，坚持“疏”、“堵”结合，防止不良信息扩散传播；二是实现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出击”的转变，完善危机信息预警、危机信息处理和危机信息调控等信息监控模块，建立符合现实需要的网络危机信息管理体制。

　　健全信息公开体系。及时高效、真实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是应对危机事件的最好良方。因此，要建立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信息发布公开机制：一是完善电子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加快信息时代民众对信息需求的对接；二是完善政府危机信息层级联动制度，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三是完善各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回应公众的信息诉求和质疑。

　　加强网络立法监管。社交网络带来的问题必须通过法制来解决。如美国通过了《联邦电子通讯隐私权法案》；英国出台《通讯数据法案》。目前世界上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监管网络的法律。我国已审议通过了《网络立法草案》，它的作用在于，靠法律来规制网站管理，加强对网络谣言的监控和追踪，对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不法网站进行惩罚。

　　提高网民媒介素养。危机信息在社交网络中产生、发展和演化的路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民的媒介素养。提高网民媒介素养，强化危机意识，有利于社交网络组织纠错机制的形成，避免出现网络非理性传播。一是增强社交网络的责任感和理性获取、甄别、发布信息的能力；二是提升自律意识；三是提高网民的法律意识。

　　(■陈纯柱 谢俊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网络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中心；陈纯柱系该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