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职妈妈调查：担忧家中地位下降 与社会脱节(3)

　　关爱母亲，让“全职”不再无奈

　　“全职妈妈”回归家庭，看似是当代女性的一种自由选择，而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无奈。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永英告诉记者，她曾在2007年参与妇联关于中国女性事业与家庭平衡能力的调研，发现大部分女性做出“全职妈妈”的选择是“迫不得已”。

　　一些“全职妈妈”羡慕计划经济时代的养儿环境——当时的工作单位普遍办有托儿所，并在工厂设立哺乳室，加之工作时间规律，接送孩子比较容易，女性有条件协调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苏灵说，一般城市中的女性当母亲时，基本都处于事业起步或上升期。如今的工作节奏很快，加班、出差、应酬也是常事；竞争也很激烈，你不尽全力，马上有别人“顶”上来；可孩子抚育的担子同样不轻，不辞职很难做称职的妈妈。

　　仅“哺乳权”一项，即可窥见中国母亲要兼顾职场的不易。早在1993年，卫生部、劳动部、人事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曾联合下发《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规定有哺乳婴儿5名以上的单位，应逐步建立哺育室。

　　然而到2012年，有相关调查显示，658位参与投票的母亲中，47%的妈妈只能在卫生间里为自己的宝宝“背奶”，超过九成的企业对保障女职工哺乳权无所作为。

　　武汉的全职妈妈周欣欣曾在一家国企工作，本来坚持当“背奶妈妈”的她却因为占用了工作时间和地点，被领导“点名”，最后不得已辞职。

　　不少女性“被迫”全职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专业家政服务的缺失。如果家里的老人因故无法帮忙，许多妈妈都会选择自己带孩子，而不是将孩子交给保姆。“如今家政服务缺乏市场监管，社会诚信也存在很大问题，我不敢让孩子冒这个险。”苏灵说。

　　“社会将公共领域应该提供的服务大部分转嫁到了家庭，而家庭内又转嫁给了女性。中国女性在养育子女、照顾家庭过程中的牺牲需要获得更好的评估。”社会性别研究学者、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说。

　　沈奕斐认为，国家本应当帮助家庭来完成抚养孩子的责任，但是现在针对家庭和育儿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政策上也出现了断裂。例如孩子能进入托儿所最早也得满18个月之后，但即便是国内福利最好的单位或企业，职场女性的产假哺乳假也达不到这么长时间。

　　在京沪浙皖鄂等地采访时，十多位“全职妈妈”向记者吐露的心声惊人的一致——“我很想回到工作岗位”。但她们又随即自省，自己的年龄和专业能力都在退步，可能性很小。

　　李子慧一直在留意人力资源的招聘信息。“我最初觉得，自己要回去工作，也不难的。但过了一年以后，我觉得难了，无论年龄、还是专业性，我都在退步，每每想到这些，内心其实很不舒服。如果孩子将来孝顺，我还能说是苦尽甘来，如果不孝顺，我是完全没有了保障。”

　　杭州有“全职妈妈”遇到过主动上门联系的社区工作人员。“因为我现在是‘失业人员’。不过他们介绍的工作，并不适合‘全职妈妈’。”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职妈妈”说，“不知妇联或其他机构组织能否提供免费或者低廉的专为‘全职妈妈’提供的就业信息？”

　　“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关爱职业母亲非常有必要，但对于用人单位而言这不是一个强制规定，所以政府和社会组织要不遗余力地去推动，比如给予用人单位一定的补贴。”张永英说，“社会应该更好地关爱职业母亲，让她们能照顾孩子和家庭，希望最终选择当全职母亲的女性是出于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某种迫不得已的妥协。”(记者 余靖静 王晓洁 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