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蜗居”者变迁：从分房住到因房租逼住六环

　　心中有希望 蜗居又何妨

　　80年代“蜗居”者

　　天黑并不可怕，因为天总会亮。

　　人物：巫达，1967年生，四川甘洛县人，彝族，1989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分配至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98年公派至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获得人类学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间于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从事研究员工作。2008年后调任上海大学担任其社会学系教授。2012年回到北京，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提起1989年刚毕业时的生活，巫达说自己并不怀念那段日子，却怀念那段日子里的希望感和幸福感。“那时的日子很难，住得很差。可是大家心里都很安定，心里都很笃定，就算现在住得不好，条件很差，但是觉得轮着排号后，最后都能等上好的宿舍，分到自己的房子。就像是在黑天里等待天亮的感觉。”巫达说，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人，具有非常强的归属感和依附感，相信到最后所有的困难都会解决。

　　社科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坐落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内，“西边的小平房”是巫达和他的同事们对单位集体宿舍的亲切称呼。由7人一间的学生宿舍毕业到住进两人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宿舍，巫达经过了十多个月的等待。

　　“我1989年7月份毕业后，还一直在学校待了两个多月，差不多住到9月底才离开学校。那时只要单位出面跟学校打声招呼，毕业生还是可以继续在学校里住一段时间作为缓冲的。”但是，多“享受”了两个多月学校宿舍生活的巫达并没有直接分进“西边的小平房”。

　　按照惯例，巫达这批1989年毕业的学生，在来年的二三月份要下放到基层接受锻炼。中间间隔不到半年的时间，不长不短，使得这批人的住宿更多了些周转和折腾。

　　“当时九月底，从学校宿舍搬出来后，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就把家安在各自的办公室。晚上，几张桌子一拼，被褥一铺，一觉到天明，到了白天再把被褥收起来。所幸当时办公室的几位老先生都不用坐班，加上年轻人体力好，起得及时，所以并没出现大家都来办公室了我们还在桌子上睡觉的情况。不过，当时晚上住办公室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就算当时住办公室，我们住得也都还挺满足的。办公室里有暖气，洗漱间可以洗衣服。有时候没地儿晾衣服，我们就在周末的时候把衣服挂到学生宿舍的阳台上。当时还有很多人是住地下室的，条件比不上我们的人大有人在。所以住办公室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

　　“就是洗澡会麻烦些，要跟民大学生一起挤澡堂，有的时候可能还要跑到北理工，洗次澡得折腾一个多小时。不过男生们好凑合，好几个人挤个喷头，你洗头的时候，我搓身上，打着时间差洗。”

　　1990年入冬前结束基层锻炼回到北京的巫达，又被安排住进了现在海淀区巴沟地铁站附近的小旅馆，接着进行正式入住集体宿舍的过渡。最终在几个月后，毕业将近一年半的巫达终于住进了单位分配的“西边的小平房”。

　　“当时的宿舍是两人一间，不到十平方米，什么钱都不用自己花。两张床，一张桌子，再来张书架就满了。当时排上这样的宿舍已经很满足，我在这间房子一直住到1998年。1994年结婚时，这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就作为了我的婚房。一直到1998年，我才第一次分到了自己的房子，五六十平方米，在太阳宫附近。”

　　经过公派香港，赴澳大利亚访问学者，调任上海大学，最后又回到北京近十几年的周折之后，巫达又成了“宿舍一族”。

　　“当时去上海的时候，为了在上海买套房子，就把太阳宫的那套房子给卖掉了，那时北京的房价还没有上海的贵。没想到，才经过几年，等我再回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房价已经远远超过上海了。”

　　重新回到北京的巫达现在住在学校提供的专家楼里，一家三口住着一套四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第一年的住宿免费，但是为了促进人员的周转，如果第二年想要继续住下去，就要付给学校高于市场价的租金。

　　巫达说，他现在对于在北京买房的愿望不像年轻人那么强烈。“现在北京的房价已经跑赢了上海，就算把上海的房子卖掉，在北京也买不到什么好房子。还不如就在学校附近租一套房子，这样孩子上学、我工作都方便。真要把房子买到郊区，那真的是给自己花巨资买了个压力。”

　　“就这样在北京做个租房一族，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怕的。”

　　90年代“蜗居”者

　　赶上分房“末班车”

　　我是幸运的一代

　　人物：崔民生，1972年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1996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从事相关航天产品的研制工作。2000年攻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科在职硕士，现就职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下设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从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崔民生在接受采访时，一直说自己是幸运的一代。大学毕业有宿舍，尽管两个人挤十几平方米。后来又赶上了分房的末班车，让他可以全身心投入科研。

　　“当年我们参加工作都是有宿舍的，就住在航天院的青年公寓。两张床，一张桌子，加上置物的柜子，基本上可以填满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在入住两年之后，崔民生所在的公寓也实现了“现代化”：每个房间都配置了电话、电视机和电风扇，“当时属于豪华级配置了。”

　　两年以后，更大的幸运降临，崔民生赶上了单位的分房。“当时分配给我的新房只有五六十平方米，按照规定来说，我是高级工程师，应该分到的面积是85平方米，为了弥补住房面积的缺失，单位就返还了我6万块的补偿款。而其实，当初掏钱买这房子我也就只花了5万块，这样算下来，我不仅白住一新房子，还附加多赚了一万块。这种福利分房的政策在之后的一年就慢慢取消了。我等于也算是赶了个末班车。”

　　“说实话，我有时候会庆幸自己生在了一个幸运的年代。虽然说，现在年轻人的收入比我们当年高很多，但是他们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比不上房价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幅度。所以总体上来看，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比我们当年要艰辛得多。”

　　崔民生特别提到，现在毕业之后选择留在北京努力奋斗打拼的外地孩子，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家庭。本来农村的传统观念认为，孩子考上大学就光宗耀祖了，甚至觉得留在大城市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要在北京安个家，房子是个必备性要素。“按北京现在这房价，买个房子起码得150万吧，一些农村孩子连‘啃老’都没得啃，一个首付就能吓坏一个普通家庭。”

　　但是，崔民生也并不主张大学毕业生一股脑往二三线城市的无规划涌入。“这种职业选择有着极强的个案性和偶然性。拿我们这个行业来说，以往虽然也说是央企国企，但是总的来说不算热门。2003年杨利伟上天之后，才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而这种在北京发展所能得到的资源和条件，肯定是二三线城市没有办法提供的。所以行业特点和时机节点很重要。无论是留‘一线’还是返‘二线’，都是得以个人的实际情况和本行业的未来发展来作判断。”

　　对于高价位的房地产市场，崔民生说，自己一个做技术的不是特别有发言权。但是他觉得，这种市场的调控，一定得是从国家层面出发，做大方向的指导，至上而下，才有可能实现。下面某一个单位或是某几个单位的作为，是没有办法对现状产生积极调控效果的。

　　00年代“蜗居”者

　　从六环杀回“北京城”

　　人物：徐光明(化名)。山东人。1985年出生。2008年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培训工作。现为北京某教育培训学校校区负责人。

　　最近一星期，徐光明带着老婆在看城里的房子。他们绕着方庄的“群星城古”一圈又一圈。每看一套房子，徐光明就觉得自己很幸福。“终于从六环‘杀’回北京城了。”他对记者感慨道。

　　毕业：城中村“蜗居”三年

　　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徐光明从北京一所211高校本科毕业了。签约在海淀区五道口的一家图书公司，月薪2500元。他读的历史专业不可能给他带来高薪。

　　在之前一年，北京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售房价、租房价如火箭般上涨。在五道口周围找了三天房子的徐光明宣布放弃，农村家庭出身的他只能承受不超过每月300元的房租。这个价格他在单位附近连张床板都租不起。

　　在朋友的推荐下，徐去了跟“杨家将”有关的地方——颐和园附近的六郎庄，当时它是北京有名的城中村，住着大量在中关村地区上班的销售员、小白领。徐光明在那找到了合适的屋子，10平方米单间，每月250元，没有暖气，但有宽带——他很看重这点。

　　徐光明在六郎庄一住就是三年，直到这个村被拆迁。他告诉记者，三年他已经记不清在村里搬了多少次家，只要房租不超过400元的地方他都住。没有暖气，他就在单位加班到11点，回家倒头就睡，实在忍不住了就开始熬粥，“粥早上能喝，熬粥冒出的热气可以让屋子暖和点儿。”

　　工作：房租逼往六环 转行教育培训

　　六郎庄被拆迁，徐光明搬到了更远的昌平史各庄，后来又干脆住到了离北六环不远的沙河镇——这里有345快公交车，不堵车半个小时就能到德胜门，他每天6点就出门。

　　2010年，徐光明开始转行，进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销售。他是新人，没有客户资源，就一直在公司待到12点，找那些夜里打进电话咨询的家长。每一个电话他都仔细记录客户需求，然后不定期回访，帮助家长找合适的老师。慢慢地，找徐光明的家长越来越多，他的业绩节节攀升。

　　徐光明告诉记者，最多一个月，他光销售提成就以万元计。销售业绩也引起了老板的注意，他被破格提拔为所在学校的校长。

　　娶妻：买房收获幸福的希望

　　去年，连续两年位居全北京校区销售业绩第一的徐光明被任命为该培训机构的大区总监，走上了高级管理层的岗位。他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不再需要“蹭”听别人的电话，尽管如此，徐还是每天晚上10点下班，他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工作习惯。

　　最令他幸福的是，在去年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一位文静的北京姑娘愿意和他打拼未来的人生。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徐带着女友回老家看望自己的母亲，母亲对未来的儿媳妇很满意。几年工作下来，徐有了数十万元的积蓄。女友的家庭也给予了支持。他们决定安个家。于是徐光明开始了本文开头时的忙碌。

　　“忙但是很幸福，人生最幸福的是有希望，最苦的是没有希望。”徐光明说自己经历过后者，现在享受前一种状况，特别珍惜，“谁说80后就得一辈子‘蜗居’，只要肯努力，一定有机会。”(张航 牛伟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