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目前超2千抗战老兵通过民间力量受到照顾

　　一则“民政部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到养老、低保等范围”的消息，把一群耄耋老人的青春岁月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他们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迥异的人生经历，他们连同他们所在的年代虽已渐渐淡入历史的长河中，但是他们身上镌刻着共同的历史印记——抗战！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对于几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人们赋予各种传奇，甚至神话，但却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他们的名字。正是这些生活在你我周围的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用自己的热血践行着抗日的诺言，他们各个经历传奇，但不是神话，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是国家荣誉。

　　这些抗战老兵均已耄耋之年，许多人身患各种疾病，生活困难。多年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得到民间组织及个人不同程度的帮助。据粗略统计，目前通过民间力量照顾到的原国民党的抗战老兵人数已经超过2000名。“我们寻访到的老兵或许还不到10%，更多的老兵依然在彷徨、在等待，或在偏远的乡村孤苦度日。”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表示。

　　很多老兵已经故去，他们生前只想得到国家的承认，能有一枚小小的勋章就可以，但最后都带着遗憾走了。对于这份迟到的关爱，许多老兵表现得很平静，“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国家承认我是抗战老兵，给我发枚功勋章就行，真正属于二战老兵的功勋章。”抗战老兵罗国忠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今天本版呈现的是几位生活在北京的抗战老兵的肖像。我们希望唤起读者朋友寻找发现更多的抗战老兵，听他们讲述那战火硝烟的峥嵘故事。(王广军 张继伟 程功)

高增

　　高增

　　1925年1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一)生于北平，1941年，他路见不平，赤手空拳打死了残害百姓的日本军官遭日寇悬赏捉拿，无奈加入国民党队伍，在抗日的主战场冲锋陷阵。因其右手天生六指，被弟兄们尊称为“六指英雄”。老人记得在广安门外、张家口等地曾与日军多次交火，一路打到山西，在洪洞、临汾、孝义、汾阳等地都跟日本人打过仗(应该是中条山会战后的地方战斗)。老人曾任国军61军69师X团3连连长，期间战斗国军死伤惨重，他所在部队因减员严重一次次整编。老人至今仍记得师长赵向智的名字，还记得继任的高师长(69师继任师长高玺波)。(每每与人说起当年战斗的惨烈，老人都会落泪。)

田庆平

　　田庆平

　　1922年出生，原籍安徽淮北宿县人。1937年应征入伍，经江苏宿迁到南京方山入战车营当司号兵，老人记得那时团长是杜聿明。1937年因前方战事吃紧，转移到武汉，后到湖南湘潭(与200师军史符合，1938年1月，该团于湖南湘潭扩编为第200师)。1941年左右老人去了云南保山。1942年第一次入缅，由于老人在后勤部队，没有随大部队走进野人山。回国没几天惠通桥就被炸了。至此就沒有回到200师。1943年经驼峰航线去了印度参加驻印军。1945年经中印公路中缅公路开车回国。抗战胜利后，接到去北平受降的任务，接收北平西仓库。内战期间曾随中央军驻防北新桥，留在北平过老百姓的生活。后来因为会开汽车，作为特殊人才进了石景山钢铁厂，即首钢。

李昭东

　　李昭东

　　原名李振声，1918年10月生于河北通县(现北京市通州区)。1937年9月，李昭东在汉口响应抗日到底的号召，赴上海嘉定县入伍九十八师。1943年在军部搜索连任中尉排长，在军部谍报队任上尉谍报员。1944年调到青年军二0二师，时任战斗防御炮连上尉连长。老人参加过长沙四次大会战，负轻重伤三次。由于屡立战功，获得抗日胜利纪念章和梅花奖章。

　　马步先

　　曾用名马胜云，1920年生于河北冀县。1942年至1946年，在安徽省怀太师管区司令部任少、中、上尉军需。1946年底，在军官总队办了退职手续。解放后分配到人大附中工作。1982年退休。“七七事变”时，他曾在卢沟桥上阻击敌人进攻。仅靠步枪和大刀，马步先和战友死守卢沟桥达20天之久。由于一些原因，记者未能与老人谋面，也许他不愿提及血雨腥风的往事。

赵振英

　　赵振英

　　1917年生人，籍贯北京。黄埔军校14期学员，1939年加入54军，1944年任中国驻印军第14师40团1营营长，后归辖新六军，亲历1945年8月湖南芷江的恰降仪式和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受降仪式。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抱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理念，赵振英解甲归田。后考入南京的一所化工学院，读完本科后分配在一家国营工厂任技术员，埋头工作，默默无闻。

平芸轩

　　平芸轩

　　1918年农历7月生人，原籍河南渑池县。1937年参加淞沪之战。1940年参加孙立人将军在昆明成立“青年抗战训练部”。1943年10月随孙立人将军进入印缅战线参加修建史迪威公路。1946年随部队改编至郑洞国部后调往长春。1948年10月随长春守军起义。解放后在北京制药厂、北京制药机械厂工作。老人现居北京，头脑清楚。(照片为家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