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 从几枚不起眼的图章说起

　　钱庄挂牌一天被迫转地下

　　“开业当天，芦蒲镇(现芦浦社区)的一位女同志拿来了5000块钱，那是我收到的第一笔存款。”回忆起29年前的那个早晨，方培林脸上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神情，那是改变他人生的一天，此前从未与金融打交道，此后再没离开过。

　　虽然没有以“银行”命名，但实际上，“钱库钱庄”主要从事存款、贷款业务，具有普通银行最基本的两大功能。开张第一天，方培林在门口贴了一张手抄的利率表：长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贷出款项，月息1.86%~2%，视情况而定。

　　当时银行、信用社的利率普遍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借贷早已超过3%。

　　方培林还提出一句口号：24小时服务，上门取款。比现在银行ATM机的服务还周到。

　　这下银行不干了。“第一笔生意还没做成，县上几家银行的领导就上门来抗议了。”开业第二天，“钱库钱庄”的牌子从室外移到了室内，成为当时温州众多地下钱庄当中的一员。“牌子挂门口要被监管，挂里面就不管了。”

　　两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同意钱库钱庄试办，方培林取“方兴未艾”之意将钱库钱庄更名为方兴钱庄重新挂牌。开业一年，方兴钱庄的资金周转总额已近500万元，月利差约6000元。“做得最大的时候，存贷款规模有1000多万元，客户有几百个，我记得当时放出去的最大一笔贷款有几十万元。”钱庄歇业以后方培林算了算，那五年，赚了差不多100万元，“有一段时间一想到做金融赚钱这么容易，心里就害怕。”

　　赚钱不难，但感觉很孤独

　　对方培林开钱庄前所从事的工作至今仍流传着多个版本，人们似乎希望以此去解读，一个非金融专业出身的人为什么会想要开银行？

　　“从食堂管理员到办公室，我都干过，就是没有直接跟金融打过交道。”直到他看到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其中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

　　这件事被重复了太多遍，方培林早已对文件中的这段话倒背如流，而看到消息时脑海中的那一闪念则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1984年的温州，已是家家开工厂户户响叮当，高速发展的民营经济对资金有着更多需求。“整个钱库镇当时的流动资金需求总共为900多万元，银行和信用社贷款金额只有200万元，有时还不到100万元，缺口主要靠民间借贷来调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在《草根金融》一书中如此写到。

　　“当时镇上的民间借贷非常活跃，而银行的改革并没有跟上。”在方培林看来，民间金融有充分的理由走出灰色地带，走到阳光下。“赚钱不难，难的是觉得孤单，很受排挤。”

　　1986年，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座谈会上，温州被列为金融体制改革12个试点城市之一。方培林的私人钱庄又有了重见阳光的机会。

　　很快，新到任的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找他谈话。“他问我私人钱庄能不能继续做，我说我营业执照都没有，怎么做？”方培林说自己那是故意打马虎眼。

　　凭着一句“下不为例”的批复，方培林拿到了地方工商局颁发的一张临时执照，方兴钱庄再次开张，直到1989年他主动停业。

　　钱是好东西，但一点也不好玩

　　“当时对温州姓社姓资的讨论很激烈，我总觉得很不安。”方培林说，停业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当时村村开始设立农村信用社，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搞金融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挤兑，就像拆房子，与其到时候被人挤兑，不如自己拆。”花了三个月时间，方培林陆续收回贷款，再把一笔笔存款亲自送回到客户手中。

　　不开钱庄了，方培林转身投入股市。这期间，他目睹了温州民间金融又一个惊心动魄的10年，无比庆幸自己全身而退。他说，他最有成就感是钱庄停业过程中没有出现存贷纠纷。

　　“金融情结”未了，2000年方培林沿用“方兴”之名注册了“方兴担保有限公司”。如今方培林的大部分业务在上海，担保做得少，投资做得多。“有人说我是‘玩钱’最资深的人，其实我想说，钱是个好东西，但一点也不好玩。”

　　30年来，方培林一直在寻找途径，能够正大光明地“玩钱”。有人替他鸣不平：“温州出了那么多企业家，为什么他成不了银行家！”

　　方培林本人倒是很坦然：“我相信中国会出民营银行家，迟早会出，是不是我不重要，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有义务把民间金融引到正路上来，成为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他看来，针对中国目前的金融垄断格局，若能培育出更多有竞争力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已经是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