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胡言病”对症下药：法律应明确边界

　　近日，因发“我想炸住建委”微博被拘留的女歌手吴虹飞，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而被警方拘留，一时民意沸腾。

　　网络时代，民众仿佛习惯了“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在网络空间因言获罪，似乎还难以被民众接受。以虚拟、开放、自由为标签的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如何界定网络言论的现实影响？本报记者专访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和静钧、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国强，听听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争议：

　　网络名人更易祸从口出？

　　在沸沸扬扬的讨论中，不少民众对吴虹飞的拘捕感到惊愕。和静钧教授认为，吴案的网络争议，可分三派：一是“言论自由派”，一是“公众人物应谨言慎行”派，最后一派是“法学家派”，但事实上，该案判罚轻重与否的关键在于具体社会和具体环境下如何把握“言论边界”的问题。

　　对吴虹飞的处罚是否适当？刘国强教授认为，如果只是普通人的言论，如此处理就有小题大做之嫌。但吴虹飞作为一个拥有13万微博粉丝的公众人物，她的言行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大，也更容易引起网友的效仿。所以，她应该对自己的言论有更多自我控制，尤其在刚发生过爆炸案的敏感时期内，更应如此。对于吴案的讨论，还存在一个“时机”问题，她的言论早一周或晚一周发表可能都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而在当时，即便是普通人这样说，也会引起相关部门的警惕。刘国强同时指出，网络媒介与相关部门可以适当引导，但要避免过于暴力的控制，因为这容易引起网民反感，适得其反。

　　网络发言应把握什么原则，才能避免带来负面影响？和静钧说，网络环境下的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也是共生的，有自由就必有责任，理性发言应是所有参与人的基本守则。如果只享受自由，不履行责任，甚至造成公共危害就该绳之于法。

　　讨论：

　　网络惊人之语并非言论的繁荣

　　网络的快速传播性，鼓励了一部分人为出名、营销或出于其他目的，故作“惊人之语”，和静钧认为，如果只从“创新”角度上看，这也是一种言论的繁荣。不过，从吴案可以看出，吴想“炸建委”之语，对于一个名人而言，肯定是有失得体，也是不负责任的。吴案有助于人们对言论自由边界的再认识，但边界是个极有弹性的词汇，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认识。总的来说，现代社会是朝着边界扩大化发展的。

　　但刘国强教授却认为网络五花八门的言论另有作用：“言论的繁荣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并不能说网上的各种语出惊人是言论的繁荣，但这些言论确实提供了另外的一些可能性与功能，比如娱乐性、观念的多样性，这也是言论的一个作用。”

　　而这次事件的影响，刘教授认为，除了引起不少风波以外，还让更多网民重新考虑该怎么发表言论、发表一些什么言论。另外，网民在各种言论的冲击下，也该逐步建立对言论的判断能力与自净功能。

　　比较：

　　中国网民与外国网民谁更偏激？

　　有人认为，中国网民素质参差不齐，出位的语言，煽情的言辞，夸张的图片，一个转，一个赞，“泄愤”派轻易就让网络舆论风雨大作，甚至有人断言，中国网民比其他国家更偏激，更爱剑走偏锋。

　　对此，和静钧教授认为，网络社会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网民不见得比其他国家更偏激，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在网络社会中还是在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但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中也缺少对“法治”的坚守，这使网民们更可能在无意中卷入民事侵权或刑事犯罪，或受到治安处罚。应鼓励网民们在发言时保持一种对“法律责任的意识”。

　　相对而言，刘国强教授对比国外论坛上的网友言论，认为国内网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就事论事的理性，谩骂的情况也较外国论坛频繁。可是言论不宜扼杀，网民的理性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发展与形成，这不但与网民素质、知识结构有关系，也离不开社会整体发展。

　　反思：网络言论的危害性有待辨析

　　2012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间增至19.9小时。

　　和静钧指出，网络时代的发言者，已经从传统时代的“受者”(单方向接受信息者)，转化为“传者”和“二次传播者”，这样的混合体，更易使人产生“无责任行为”，如无理由“喷粪”、无顾忌的“发泄”、狂言乱语。另一方面，网络时代又拓展了言论边界，人们对网络语言的容忍度也提高了。在这种背景下，和静钧说，网络时代下的因言获罪，更多将取决于具体的情势和特定时候的大众舆论，也就是说，网络时代下“因言获罪”的可能性并不见得高于以前，但肯定影响力大大高于以前。

　　刘国强教授介绍，新闻传播学里有一个“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概念，即人们具有言论自由，但是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等特殊情况下，官方有权判定人们的言论是否有罪。但是，目前新闻传播学界还没有明确这个原则，原因在于评判标准难以把控。而在网络环境下更是如此。吴虹飞一案也是如此，她的网络言论究竟是否威胁到国家安全，很难判断，也使得判罚有了很大的弹性空间，因此引起争议。

　　刘国强认为，“在现实中，面对面的语言有更多的情景化解读，更容易判断出所谓的‘危害’。而这一点在网络上比较难以判断，尤其是单靠文字来传播的网络信息。”在这样的语境下，刘国强教授认为，网络言论的边界一再拓展，具体的界线难以界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而目前，法律在这方面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

　　观察眼

　　李龙

　　法律应为网络言论明确边界

　　因发微博称“我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住建委”，歌手吴虹飞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刑拘。在舆论质疑下，警方最终将刑事拘留转为行政拘留。

　　客观地说，作为微博加V用户，作为有着13万粉丝的公共人物，吴虹飞公开散布这样的言论，确实不妥。尽管可以将其言论理解为是非理性的情绪发泄，而且没有付诸实施，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规定，对其行政拘留10日，也是合情合理合法。

　　由此引发的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在“微时代”的今天，显然更值得重视。每一个网友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这个自由也必须恪守几个边界：一，不能有违公序良俗；二，不能侵犯他人权利；三，不能威胁社会公共安全。

　　具体到吴虹飞的这条泄愤微博，发布在北京首都机场航站楼爆炸事件仅9个小时后，社会心理与民众情绪尚未从恐慌中平复过来，吴虹飞的过激言论有点像“处于社会敏感期，在极端恶性行为的伤口上撒盐”，这显然不只是违背公序良俗那么简单，而带有一定的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嫌疑。因而，对这种不恰当时机的网络泄愤，必须加以惩处，听之任之则容易鼓舞网民对“言论自由”的误读与滥用。

　　然而，对于这种网络言论的惩处，究竟以什么样的尺度为标准？遗憾的是，现有法律并没有给出客观公正、易于操作的标准。什么样的网络言论属于违法？什么样的属于犯罪言论？法律应当在实践中逐步给出清晰的回答。当然，社会也有必要反思：网民包括那些微博加V的公共人物，为何要以这种异化的言论自由，非理性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沟通机制还不够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