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对纽约跳舞的中国大妈抱憾

　　中国大妈的广场舞在美国跳出麻烦来了。报道说，一支华人舞蹈队日前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排练时，遭到附近居民的多次报警，前来的警员将领队王女士铐起来并开了传票。广场舞在国人都熟悉不过，地不分南北东西，俨然已成为城市的普遍一景。但“砸场子”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却不大可能发生，不仅不会，我们许多人还要对美国人的做法感到不解：大妈们就是找点儿乐子，丰富一下晚年生活，吵一点儿又有什么，体谅一下老年人可也，何以至于“干戈相向”？

　　日落公园那里热闹到了什么程度不得其详，倘若是原汁原味的国货，则我们得客观地承认那确是噪音，美国人对分贝的忍受极限可能还更低一些。早几年广州市越秀区在准备出台《人民公园管理规定》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字赞同，概因公园实施功能分区管理，“以中轴线白石狮子为界，分为南北两面，北面为静音休闲区，区内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歌舞活动”。赞赏之，正在于其“静音区”的划定，以为在城市里还可以多划一些。而所以如此，广场舞带来的噪音扰民“过”不可没。那个时候老要经过中山大学北门广场，那个地方每晚可用锣鼓喧天来形容。投诉？闹笑话了，对夜间施工的投诉往往也半点用处没有。

　　美国警方给王女士列出的控罪理由是：“在公园内没理由地制造噪音。”这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他们觉得没理由，我们觉得正该如此。不过，这个“没理由”的观点倒不局限于美国人，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的著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告诉我们，英国人也这么看。那本书讲的是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借给乾隆皇帝祝寿之机，试图建立两国“外交关系”的过程。老马的一个观点即中国人根本不懂乐音，所谓热烈欢迎，就是比赛谁制造的声音大，“好像谁擂得响谁才最有价值”，把咱们引以为傲“威风锣鼓”贬得一钱不值。当然，咱们的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们滋滋嗯嗯的西洋乐器也毫无兴趣，到他们演奏的时候，“在场的清朝官员们要么聊天，要么四下张望”(引文据王国卿等译本)。现在，纽约发生的这档子事，不知道他们是觉得咱们好欺负，还是真的秉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倘若是后者，那等于给我们上了一课。

　　我们在后面这个问题上，任重道远。比方我国《公务员法》第102条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不知几人将之放在眼里。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新近迎来了三位独立董事：石秀诗、韩寓群和崔俊慧。单看名字没什么，若看原来的身份，不得了了：前两人分别担任过贵州省省长、山东省省长，后一位担任过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问题还不在于这3人的“重量”程度如何，而在于细心的人士发现，如果从石、韩自全国人大的离职时间算起，迄今尚未满三年；崔呢？2006年12月从国税总局副局长位置退下来以后，到2008年5月就曾在中国石油任职独立董事，间隔也不到三年。你看你看……

　　法制类电视节目的结尾，往往会习惯性地说一句：“法律是无情的。”果真我们如此践行的话，这句话纯属多余。报道说，中国大妈们在日落公园十分活跃，引来不堪这些音乐与噪音骚扰的周围其他族裔居民的抗议与抱怨，抱怨升级而至报警。如果大妈们的确触犯了人家的法律，那么这种“人不分老幼”的执法精神倒是可取的，我们只能对自己的同胞抱憾，并希望后来者不要以为国内养成的习惯可以国际上通吃，懵懂懂地在人家那里“以身试法”。　(潮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