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上门竟被反锁屋内 街坊以为搞传销急报警

　　6月21日，广州首支“家庭社工服务巡游队伍”上街了 羊城晚报记者 朱文海 摄

　　广州的社工行业发展史只有四五年。2011年9月，广州市《关于加快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办法》正式出台；市政府于2012年6月起，向全市131条街道每年投入200万元全面购买社工服务，自此，社工行业在本土才有了爆发式发展。

　　然而，依靠政策而横空出世，社工本土化始终存在着不少“水土不服”，以致显化为居民与社工间、社工机构与街道办事处间、社工机构与政府间的各种不信任现象。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走进社工机构，体验社工工作生活，以寻找该行业不信任之症结与修复之良方。

　　社工工作并不轻松

　　社工，做什么的？即使是正在享受社工服务的居民，也不一定能答上来。于是，记者选定了数名社工，在工作日进行“贴身跟踪”。

　　昨日上午9时许，在广州市某大型社工机构工作了两年的小乐已经回到海珠区某街道的家综服务点，整理一下文书，等待另一名男“同工”(注：一同从事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一起做日常家访。

　　“由于街道服务范围较广，家综地点设在滨江边一高档商业小区内，但大部分需要服务的对象或社区活动都集中在另外两个以老国企职工为主的旧社区里，做一次家访，单程就要走半小时。”同在该社工机构工作了三年的黄乐书告诉记者，当社工首先要有好体魄：“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都得这样走。每逢活动，还要拖着大大小小的物资往返，说得难听点就像苦力。”

　　当天，小乐和乐书首先探访的是现年46岁、有智力障碍的小芳(化名)。小芳的大嫂和妈妈一看见社工，就连声称谢，她们告诉记者，大约一年前，开始有社工与其接触，此后每周均有社工定期上门与小芳聊天，而小芳也因此参与了很多社区活动，“虽然这对病情没有实质帮助，但她的确开朗了，每次有家访、活动，她都特别兴奋，一大早起来念叨着‘今天会有人跟我聊天’”。

　　闲聊过程中，乐书和小乐不仅与小芳交流，还耐心倾听着小芳家人的“吐槽”。“她最近很啰嗦，同一个问题老是重复好多次；洗澡洗衣服又浪费水……”小芳的家人见着社工，把平常不敢对小芳宣泄的气话都倒了出来。两名社工则一边鼓励小芳，一边安抚其家人，百般耐心，费尽唇舌。

　　“一般这样的家访，我们半天会做2-3个，”走出小芳家后，小乐向记者说，“按照长者组、青少年组、残障组等等不同组别的不同指标，每小组每月要完成20-50户家访。此外，还要组织各类社区活动，处理文书文件……”

　　初入社区不被信任

　　不过，社工认为，该行业最苦的还不是跑家访、搞活动，甚至低薪、做苦力，而是不被认可和信任。

　　“去年6月我们刚入街道社区时，直面了不少街坊的怀疑目光。”作为海珠区某街道家综残障组的负责人，乐书回忆道，社工机构一开始依靠各类活动推广服务，例如义诊、讲座、旅游等等，其所在的家综就曾组织过长者免费游雕塑公园。“有一次，我跟一名残障服务对象聊天，他告诉我，‘隔壁的老太太说，现在社会骗子手段越来越多，以前都是装成卖保险什么的，现在还有假装免费旅游的。’”乐书说，“我问他是骗人去哪里旅游，他回答‘去雕塑公园啊，免费哦，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当时，我真是哭笑不得。”

　　另一次不信任事件则是发生在去年8月，海珠区江边某街道家综长者组“同工”到社区进行日常探访，去完其中一户后，同楼层的另一户老人家见到社工与邻居有说有笑，便邀请社工也到自己家中闲聊。谁料该老人的家人见到社工后，不相信“有专人上门跟长者聊天”，认为老人家是被传销组织骗了，于是把两名社工反锁在家中，并报社区民警……当然，民警到场后，一切误会都化解了。然而，这次经历却让“同工”们感到很受伤。

　　认知度已有所提高

　　“一开始很艰难，但通过一年的宣传和各种活动的渗入，社工的认知度和被信任程度已经有所提高。”黄乐书表示，社工服务的人群大都是社会弱势群体，或社会关注度低的，或与社会自动隔离的。这些人群可分为两类：一是开放度高，很愿意接受陌生人关心的，他们对社工的信任度较高。二是疑心比较大的，为了建立彼此互信，社工一开始都会用有利于对方的活动、服务切入，例如义诊、讲座等等。也会介绍家综服务内容、每个社工的特长等，而不会谈过于深入的话题，让受访对象不会感到尴尬和不适。

　　“如今，起码不会再有人当我们是传销人员。不少跟了一段时间的个案案主见到我们家访，都会友好地拿出好吃的好喝的，虽不能接受，但我们心里很是高兴。另外，还有社区委托我们帮忙组织活动，下个月开展的重阳节活动就是由社工搭台，让居民唱戏，皆大欢喜。”小乐说。(记者 何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