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新娘在中国：面临文化冲突 乡愁无法割舍

    异国新娘，听起来浪漫，但或许更多的却是我们自己加诸在这个词汇之上的想象。真正的异国新娘，她们面临着不同文化的冲突，她们还面临着无法割舍的乡愁。新京报记者分几路探访福建、河南、内蒙古等地，观察不同的异国新娘在中国的生活，发出系列报道。本期记者的观察和感悟也告诉我们，异国新娘，有其产生的原因，但她们的存在更该提醒我们，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让她们也能享受到公共生活及应有的一些权利，或许是当下更该做的事。

    蒙古新娘，幸福背后的异国孤独

    当我在中蒙边界的城市二连浩特寻访采访对象时，最大的难题来了—语言障碍，虽然我在内蒙古出生和长大，但蒙语对我来说，就是一门外语。和蒙古新娘们交流，我只能找来翻译。

    “我会死在哪呢？”

    苏日玛是我找到的第一个蒙古新娘，带我找到她的，是她丈夫张贵林的姐姐，她们住所只隔着一条街，但姐姐很少来弟媳妇家，“她不会说汉语，我们也不会说蒙语。”

    那天，因为没有翻译，当张贵林的姐姐离开时，我们只能沉默地共处一室，尴尬充满房间。

    第二次来苏日玛家，我带着翻译红梅，这次我明显感觉到，交流中她语调中的轻快。

    “想回你的蒙古老家扎门乌德吗？”“扎门乌德？不去！”苏日玛回答的坚决，她解释，她得照顾丈夫，不能回去。

    聊天的过程中，苏日玛突然抬起头，面对干净的墙壁，提到死亡，“你说我会死在哪呢？”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她又自己回答，“我还是希望能葬在蒙古老家，嗨，谁知道呢？”她和翻译相视而笑，我突然鼻子一酸，为了苏日玛眼里那对落叶归根的渴望。

    “让儿子上汉语幼儿园”

    身材高挑的图雅，有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图雅说，刚来中国时，她想家，常常背着丈夫偷偷哭。现在，“有了儿子，我才不那么孤单了。”

    最近，她开始担心儿子阿德勒重复她的孤单，“他也只会蒙语，楼下的小朋友听不懂他讲话。”

    每天，图雅都会带阿德勒去公园。我问图雅，“在公园会碰到和你一样的蒙古妈妈吗？”图雅摇了摇头，“很少。”长椅上，她点了根女士香烟，远处，阿德勒在广场上扑腾着小腿奔跑，看见有别的小朋友来了，怯怯地站在一旁，又跑向妈妈。“等他三岁了，就让他上汉语幼儿园，学汉语，和小朋友在一起，才不会孤单。”她说。

    我想起中学时和朋友去郊游，五人中有三个是蒙族，当他们用蒙语聊得哈哈大笑时，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却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而这些嫁来中国的蒙古媳妇，她们大多只能听懂简单的对话，很少能说出一句完整的汉语。她们生活在这里，是否也如同当年身在蒙族朋友当中的我？

    刘珍妮（新京报社会新闻部记者，8月29日发表《蒙古新娘草原上的幸福》）

    “留守”的越南新娘

    提到越南新娘，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电影里裙裾飘飘，身材曼妙的温柔女子，头戴斗笠，骑车从木棉花下穿过，耳边想起电影台词：恋恋三季，生生不息。

    其次，它可能带着些“贩卖妇女”、“买卖婚姻”的交易色彩，或是一种由贫苦嫁入富庶之地的姿态。

    而在河南林州，嫁入中原的越南新娘，真实的生活与上述都相差甚远。她们因爱情嫁入中国，有外嫁的复杂情绪，也有努力的适应，细微末节处，能看到两种文化的碰撞。

    最让我惊讶的，是越南新娘对于中国农村留守模式的适应程度。她们很快就接受了中国丈夫外出打工，自己独自在家照看小孩的事实。而“留守”在越南，还并不是常态。新娘们告诉我，大多数越南男人没有离乡背井，而是选择留在妻儿身旁。

    年轻的媳妇黎氏清，甚至在我们采访时充当了一回翻译。当地方言极其难懂，而阿清的婆婆不懂普通话，在我们询问时，阿清将我们的话翻译给婆婆听，再告诉我们婆婆回答了些什么。一旁好奇的村民有些忍俊不禁：“你们两个中国人讲话，还要一个外国人翻译。可笑不可笑？”

    新娘阿垂已经完全能够适应中国的食谱，她甚至包揽了一家人中午的饭菜，姑姐的评价是：“她做的比我做的好吃。”

    她们也有留守的烦恼：何氏欢和我们熟稔后，从拘谨沉默切换到小女儿情态，她拉着我去衣柜里看她自己在越南时亲手做的衣裳，颜色亮丽，样式时髦，并不逊于一个成熟中国裁缝的手艺。她希望能有家自己的店铺，为人们量体裁衣，这原本是她在越南的爱好，如今因为生活在乡村，没有客户，做衣服的爱好也只能搁置一旁。

    远嫁异国，乡愁可能伴随越南新娘一生，丈夫们也在寻找排遣这种乡愁的方法。在我回京后不久，何氏欢的丈夫给我发了好几条微信和照片。他说，他召集了妻子和她的越南新娘朋友们，一起去不远的河边游泳。儿子中秋节生日这天，他还打算邀请所有的越南新娘过来聚聚。这是这位中国丈夫贴心的一面。

    朱柳笛（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8月27日发表《越南新娘的爱情和留守的乡愁》）

    缅甸新娘：“熟悉”的陌生人

    最初到陈孝武家时，他当地的弟媳也在，面对两个女人，我一下懵住了，哪个才是缅甸新娘呢？

    和当地人看起来一样

    见到所有接受采访的缅甸新娘后，我接受了一个事实：她们和当地人几乎没有差别，起码在长相、举止和言语上。

    缅甸女人们不都是穿筒裙吗？“早就不穿了，只有偶尔洗完澡时穿。”来自缅甸的喊雪告诉我。缅甸人吃饭不是手抓吗？“早就会用筷子了，”孙华彬说自己的老婆两个月筷子就用顺手了。最开始的语言不通，也几乎都在不过半年后被迅速克服。

    我总是尝试着去问街坊们，“她们和当地媳妇有什么不一样？”村里人说不上来，“刚开始皮肤黑，但顶多感觉是外乡的。”

    我去追问她们的家人。家人们唯一能记起的是她们吃饭的口味有点重：麻辣、油炸的。

    为什么找不到缅甸的痕迹？

    也不是没有。初到宁德，喊雪在长者面前按缅甸风俗总是猫着腰走过，“否则不礼貌”，喊雪奇怪的举止惹出了笑话，之后她便学着像其他人一样在老人面前大摇大摆。

    除此，喊雪似乎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不同在细碎的生活中被抹去。

    她们是否真的不孤独？

    找不到不同是否意味着她们已经融入了？

    在我采访过程中，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她们对外界充满了防备。这使得我问到她们的过去或家乡的情况时，这些缅甸新娘总是支吾着：“和这儿差不多啦。”

    但事实是，这些缅甸新娘给人的感觉是游离在外，和当地人没话说。

    嫁到当地五年了，米拉至今说不上来村委会在哪儿，是干嘛的。她们的手机通讯录里，除了老公和娘家人，就是缅甸姐妹们的电话。

    而有时，最好的姐妹，可能两三年才见上一次。因为几乎不识一个汉字，她们甚至都很少坐车出门。

    但在她们的脸上，似乎看不到孤独和哀怨。作为一个习惯了社交活动以及身边熙熙攘攘的城市人而言，我至今仍然难以理解。

    “我老公做饭好吃，不出去干活也晒不着。”米拉说自己虽然当初被强迫嫁给老公，但她认为自己找到爱情了。这或许是支撑她的幸福吧。

    除了米拉，其他人对爱情说不上来，而话题都是离不开孩子，离不开孩子们的户口问题。

    米拉只会1到10的英文，来客人了就让女儿背一遍，女儿有些不情愿，她就半威胁着，“那以后就不让你上学了，把你卖了。”她不知道女儿以后是否会上大学，“有文化，她能找到工作养活自己就行了。”米拉说。而问起对生活的打算，她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孩子身上。

    对于我而言，她们无疑是一群特殊的采访对象，因为她们的异国背景，也因为她们在现实中面临的困境。或许，一个族群融入另一个族群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真正的融合是否还需要足够多的宽容和开放？希望有一天，再次走进那个乡村的时候，我能够真正走近她们的内心，看到真正和当地人一样的缅甸新娘们。

    范春旭（新京报社会新闻部记者，8月26日发表《缅甸新娘和她们的中国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