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勾结利益交换 “代理人”式贪腐应引起重视

　　官员利用职权帮助商人“发展”，商人利用所得满足官员私欲。在每一起曝光的贪腐大案中，几乎都有这样的利益交换关系。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政府官员手里还掌握着诸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官商勾结一旦形成，便会在经济肌体上留下大小不一的蛀洞。

　　就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又名丁羽心)涉嫌非法经营罪和行贿罪一案，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近日已提起公诉。刘志军案判决显示，从2008年至2010年，刘志军通过让丁书苗为其花钱的方式收受4900万元贿赂。

　　铁道部系列案件中的涉案金额一再令人瞠目，丁书苗案涉嫌非法经营额1788亿，获利39.76亿元，这两个数字尤其惊人。三峡工程当年开工时预计的静态投资也不过900亿元(工程500亿，移民400亿)，而丁书苗案涉及的非法营收额差不多两倍于这个数字。如果这是某个企业一年的营业收入，这家企业可以在中国500强企业中排到第23名。丁书苗及其亲属获利的数字也是骇人听闻的，一群不事实质生产，以做掮客为业的人，竟然敛得了39.76亿元的财富！从中可见铁路建设中资金跑冒滴漏之严重，工程建设和设备采购招投标之形同虚设，主管官员握有权力之不受限制，官商勾结造成亿万民脂民膏转移之触目惊心。

　　一个卖鸡蛋出身，人称“傻娘”的女人，何以能在铁路系统内游刃有余，大发横财？因为他得到了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特殊照顾。货物运输需要调度车皮，承揽工程需要领导点头，找到丁书苗便等于找到了刘志军，丁每做一次“中间人”便有一笔丰厚的收入。丁书苗执掌的博宥集团，涉足高铁设备、酒店、影视广告项目，生意背后多见刘志军操作的影子。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丁书苗所获30多亿元利润转交给了刘志军，但两人的“合作”模式是清晰的：刘志军帮助丁书苗大发其财，丁书苗做刘志军的经济后盾，以满足其权欲和色欲。

　　刘志军作为高级官员，从组织纪律和影响观瞻来说，不允许参与具体经营活动。但他又有很强的仕途野心，私欲膨胀，需要有充足的活动经费，他就把丁书苗推到前台作为“代理人”。刘志军曾交代，他要把丁书苗的企业打造成自己仕途的经济基础，让丁书苗在他需要时，用钱为其铺路。而丁也确曾拿出4000多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以求帮助刘志军升迁职位和逃避查处，但所托未遂，反成向刘行贿的证据。也就是说，尽管刘志军处心积虑地设计了复杂的贪腐路线，丁书苗在前台也一直小心翼翼通过“单线联系”来操控项目，但他们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

　　官员利用职权帮助商人“发展”，商人利用所得满足官员私欲。在每一起曝光的贪腐大案中，几乎都有这样的利益交换关系。而刘志军和丁书苗的组合就更加特殊：在遇到刘之前，丁书苗只是个不成器的小商人。在与刘缔结亲密关系后，她迅速地成为铁路系统招投标的第一“中间人”。刘一手打造了丁，丁完全听命于刘。可以想见，刘若能步步高升，丁将源源不断地提供金钱赞助。刘若仕途终止，丁所看管的巨额资金随时可以为刘所用，可保他退休后做一个潇洒的寓公。如果没有东窗事发，刘丁这般操作可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可是于国家和公众而言，上千亿的资金未尽其用，几十亿公帑落入奸商的腰包，铁路建设中留下了不小的隐患，事实上已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政府官员手里还掌握着诸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官商勾结一旦形成，便会在经济肌体上留下大小不一的蛀洞。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民众反腐热情的高涨，贪官和奸商们一定会想出更加隐蔽的方法来达成目的。这就要求反腐机构和民众修炼出更高层级的识别腐败的功力，剥开层层伪装，让贪腐者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本报评论员 李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