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假期我们何时告别“行走的垃圾”？

　　昨天，不管是多么的不情愿，人们还是要告别为期7天的长假，回到那个失业者梦寐以求、就业者唯恐亲近的工作岗位。

　　在“十一”长假中，那些坚守岗位的媒体人还在为读者工作着。从记者的镜头和文字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高速路上停顿或蠕动的车，是风景区里密密麻麻的人，是一片狼藉的垃圾，是不停清扫的清洁工。

　　10月1日，据称有11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红旗升起后，垃圾的数量也随之升起：游客留下的垃圾，甚至能盖住一些地面；150名清洁工清出的垃圾多达5吨。

　　相关报道称，比起去年同期同日留下8吨垃圾，2005年的黄金周日产垃圾19吨，这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昨天，有多家媒体都对“长假垃圾”做了清点：八达岭长城6天清理109吨垃圾；10月1日至7日，上海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27937吨，日均18277吨；宁夏银川在长假期间处理垃圾8344吨，可堆满近23个足球场；在许多景区，清洁工不得不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在风光秀丽的景区抛撒垃圾将丑化和污染环境，给清洁工留下巨量工作，这是基本常识，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成为“行走的垃圾”？这其中可能有垃圾筒不够用的问题，但哪怕身边找不到垃圾筒，也可以先用塑料袋装着，等见到垃圾筒再扔——看来问题主要出在人的文明素质上。

　　乱扔垃圾者与插队、闯红灯、在公共场所高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一样，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文明素质首先来自公共意识。公共意识其实也是事事顾及他人的意识，它要求行为者不做任何对他人构成困扰和不便的事。文明意识其次需要羞耻感。这种羞耻感由内约束不文明行为的萌动，由外因忌惮他人的目光而中止行为。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冒犯公众的人，就是缺乏起码的羞耻感。文明的养成还要依靠约束机制，它主要由各种处罚措施来达成。

　　公共意识和羞耻感是从教育中获得的。从最初的“家庭学校”开始，到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高等教育，我们大多停留于空泛的口号式教育，却缺少实际的文明训练。而许多家庭成员和教育者本身更因为“先天性文明缺陷”，不但担当不起文明“教官”的责任，还常常以自己的不文明行为示范于人。

　　在社会的转型期，人们从过去追求“政治正确”转为追求经济成功，而资本的原始积累往往需要不择手段。从一穷二白到显富炫富，我们的价值观进入晕眩期和“不应期”，“笑贫不笑娼”、“耻穷不耻恶”的观念在侵蚀着文明道德的底座。我们现在还没有穿过踩着别人独取成功的“丛林”，不但利他精神匮乏，连不害人的底线都常常失守。在贪污腐败、制假售假等违法乱纪行为常常出现的社会环境中，那些违反文明道德的人就会为自己寻找借口和理由，感觉比起那些大恶，自己只是“小巫见大巫”。

　　在处罚机制方面，我们也显得过于“仁慈”。在一些地方，随地吐痰扔垃圾，罚款区间是50—200元；在高速路上扔垃圾可能夺人性命，但我们的《交通安全法》规定，驾车向窗外抛撒物品的，才处以50元罚款；乘客向窗外抛撒物品的，只处以20元罚款！

　　而在香港，乱扔垃圾将被处罚1500港元。在日本，罚款则高达10万日元(合人民币8000余元)。在美国加州，第一次乱丢垃圾的处罚是100美金以及8小时清扫路边垃圾；超过三次以上，会被处以至少750美金罚款以及24小时清扫路边垃圾的惩罚。

　　文明需要内在的道德自觉和外在的处罚威慑，但我们无论是内在自觉还是外在威慑都乏善可陈，这就难免让许多人成为“行走的垃圾”了。 (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