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听证制度缘何遭遇“冷局”

　　我国听证会制度当前面临的是利益多元化、表达需求多样化而政治参与制度建设不足、政治狂热和政治冷漠同时存在、政治理性表达不足、政治宽容文化有待建设的阶段。加上我国听证会制度和执行过程中本身存在公开性不够、公平性缺失和明显操纵等各种弊端，听证会催生怪象、遭遇冷局也就见怪不怪了。

　　起源于英美的听证会，原本是指法院在审判时，以公开举行的方式听取证人和当事人的意见，以保证审判的公平，从而确保司法正义。后来，这一制度因为具有优越性，逐渐被引入公共决策领域。中国也在上世纪末开始探索建立听证会制度。

　　在听证会制度被引入中国之初，公众曾对其抱以热切的期待。然而，近几年来国内听证会却屡屡发生“听证秀”、“零报名”、“听证会专业户”、“逢听必涨”等种种怪象，不禁让人们心中疑窦丛生，为什么这样一种优越的制度，在中国却不怎么被看好，甚至出现种种乱象而饱受诟病呢？听证会制度如何落到实处？

　　目前，听证会制度既存在于立法体制之中，也存在于行政决策之中，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法律制度。在国外，听证会不仅成为政治、行政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政府、议会与公众共同决策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还成为西方后期兴起的治理与善治理论中的一种直接例证，是公共决策者和公众参与有机结合的一项善政举措。在我国，听证会作为一种法律和行政制度，在我国涉及公共事务的领域中被广泛采用，听证会制度也被当作是公众有效有序参与决策的一项良好制度而被各界广泛期待。

　　然而，在我国，听证会制度的实际运转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顺利，相反，观察人士发现，我国听证会还发生了种种的怪现象。正是这些听证会的怪异现象，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民众怎么了？中国的听证会怎么了？为什么中国听证会出现了这么多的“被参与”、“虚假参与”，而最终走向了“少参与”和“不参与”。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发表过如下观点，认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变革中，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要求的增加。这为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然而如果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同时，未能相应地提高政治制度化的水平，那么极有可能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

　　亨廷顿描述的这种政治生态比较有针对性地解释了听证会在中国遭遇的困局，也就是说，我国听证会制度当前面临的是利益多元化、表达需求多样化而政治参与制度建设不足、政治狂热和政治冷漠同时存在、政治理性表达不足、政治宽容文化有待建设的阶段，加上我国听证会制度和执行过程中本身存在公开性不够、公平性缺失和明显操纵等各种弊端，听证会催生怪象、遭遇冷局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这种政治发展阶段举行听证会，虽然我们在理论上主张听证会要坚持公正原则、公开原则、公平参与原则和讲究效率原则等基本原则，但实际上，这些原则都只是特定的一种理论形态，现实中这些原则的落实却非常艰难。有些听证会参与代表是主办方选择的结果，有些参与听证会的代表本身就具有特定倾向；而听证会的程序议题基本不体现相对方和相关参与人的意愿；尤其是听证会最后的结果和结论也并没有真实而有效地反映民意。正是我国听证会运转中缺乏公正公平和有效的参与，导致了相当程度上的参与无效，以至于即使有公开的形式，也没有公平的效果。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参与公众的无效感，导致了更大范围内的不参与和“懒得参与”。

　　听证会制度如何落到实处？国外运行良好的听证会如何能够在我国扎根？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硬件，一手抓软件，软硬结合。硬件方面是，从规范听证会制度入手，加强制度建设；软件方面是，从政治文化建设入手，培育理性宽容的政治文化，加快发展和培育有效的公众参与。

　　政府作为制度的提供者和听证会的组织者，必须在制度建设、制度完善和制度运行方面发挥主要职责。听证会成为现代政府吸纳民意进行民主决策的一项机制，政府往往具有制度提供的职责。政府一定要构建合理而有效的听证会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完善。大众传媒作为听证会的重要组织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必须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和功能，在搭建听证平台、引导理性参与、改造政治文化方面发挥作用。社会公众作为听证会的重要参加者，要充分利用好听证会等公众参与机制和平台，积极并有效地参与，不断提升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研究员 胡仙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