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日报：拿什么来终结“亲情逼拆”？

　　湖南长沙小学教师谭双喜被教育局调往拆迁指挥部，任务是劝钉子户婆婆拆迁。在收到调职通知前，她已数次被叫去谈话，甚至在得知被调职后，不惜假离婚来“抗令”。同样不“消停”的是要被拆迁的小区，大喇叭“轮番轰炸”、“黑衣男子”拔枪、不明人员投掷爆炸物，这一切都让这个小区“人心惶惶”。(见10月27日《新京报》)

　　这只是又一起了无新意的“亲情逼拆”而已。早在10多年前，湖南嘉禾“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惊人标语及演变出来的“嘉禾事件”，至今仍留存在人们记忆中。今年4月发生在广东增城的、用从“思想落后的表现”到“停发工资和停职”层层加码威胁的“亲情逼拆”被曝光后，再一次受到舆论热议与谴责。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又已兴起，野蛮的“亲情逼拆”何时才会终结，这是一个急需破解的问题。

　　每一个职业都有法定的职责，借行政调令之权行“亲情逼拆”之实，不仅让职业的尊严扫地，也是“违法行政”的生动体现。“亲情逼拆”表面上容易降低拆迁对象与政府之间的直接冲突，但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诉诸“权力性暴力”和“亲情软暴力”的野蛮拆迁。“亲情逼拆”也许表面上收到了逼拆的效果，但却撕裂了官民互信和社会亲情伦理，埋下了更大的社会安全稳定隐患，增大了维护社会和谐的隐性成本。所以，“亲情逼拆”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出现。

　　然而，“亲情逼拆”为何阴魂不散、屡屡发生呢？舆论已经分析的较为透彻了，直接诱因是“亲情逼拆”屡试不爽，效果明显，不动一兵一卒，就实现了“和谐”拆迁。而深层次的原因，是“人治大于法治”观念根深蒂固的现实，盛行的“潜规则”让白纸黑字上的责、权、利形同虚设；是政绩冲动或利益冲动下对“人性关怀”的漠视，逼迫公职和事业单位人员将“饭碗前途自保”去与亲情伦理对撞。

　　从法律的角度，我们已经有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一批法律；关于拆迁，除了众多的“政令”之外，其实也已有了完备的“拆迁法”，可野蛮的“亲情逼拆”，之所以终止不了，根本的原因，还是一句老话，“缺少的未必是制度，而是行动的决心”；从维权的角度来看，个人与组织的“对抗”，基本上摆脱不了“胳膊扭不过大腿”的宿命。一些国家之所以避免了类似事件的发生，除了完备法律将“权力”关进了“笼子”之外，还因为他们有强大的工会系统，工会力量的介入，让个体不用担心不能自保。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阴魂不散的“亲情逼拆”现象，就不能止于某一个事件的公正解决，不能止于某一个官员被“组织处理”，而是要追问，在路径十分明晰的背景下，野蛮的“亲情逼拆”何时才能真正终结，个别基层行政缺乏法律信仰和挑战法律权威的行为何时才能不再发生。(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