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身惹来极端反应 广场舞纠纷折射社区治理难题

ysc绘(人民视觉)

　　核心阅读

　　从最近见诸媒体的“广场舞纠纷”来看，过激反应构成违法自然应该负责，而那些扰民的广场舞组织者也有责任。而谁都明白，“一禁了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以老年人为主的广场舞参与者有健身锻炼的需求，他们也要考虑到对周围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各地政府需要科学规划，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各方面的权益与诉求。在城市现有活动场地资源紧张的条件下，需要居民与广场舞参与者相互体谅，更需要双方沟通协商，通过社区自治机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纠结

　　你要跳舞、我要睡觉，物业叹苦、警察犯难。广场舞管理进入死胡同

　　一个月前，家住武汉的熊女士向媒体投诉：自己和20多个邻居被泼了粪水。原来，熊女士等人的广场舞惹来了周遭居民的“反击”。“我们只不过锻炼一下身体，朝我们泼粪水太过分了！”

　　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来到这个小区，只见之前跳舞的区域空无一人。物业说，现在天气好的时候大妈们依然会跳舞，但是规模小了很多，人也少了很多。

　　这样的结局，正是许多业主期待的。“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业主的投诉。”调来才两个月的小区物业负责人孙主任倒起了苦水，之前每个晚上都有二三十人跳舞，惹得投诉越来越多。

　　其实，小区建设时预留了活动室，还配有健身器材，但是显然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更喜欢广场舞，之前每个晚上都有二三十人。在泼粪事件发生前，物业与广场舞者也有过接触，但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在事件之后，物业提出另寻活动场所，却没有得到跳舞居民的广泛认同。

　　“毕竟，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是尽力协调。”孙主任点出了物业的死穴。

　　广场舞最恼人的是什么？噪音。但是一些人所指责的“噪音”在广场舞者看来却是欢乐的根源。“声音太小听不见，声音大点才热闹。”20多岁的罗小姐住在昆明，常在翠湖公园跳广场舞，她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噪音难道没人管吗？按照城市管理的规定，噪音管理有一定的分工，工业、建筑施工噪声污染一般由环保部门具体负责监管，交通噪声、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日常监督管理则由公安部门具体负责。广场舞的噪音，大多由公安机关来处理。

　　武汉的范先生就曾经报过警。范先生的小区有许多打陀螺的老人。“每天早上7点不到就打，晚上6、7点也打。”范先生说着很气愤，20多个老人一起抽陀螺，“嗡嗡”的声音听多了都“有些神经衰落”。警察来了，跟老人说了几句，没过几天，小区里的“嗡嗡”声又阴魂不散地响了起来。

　　对于噪音污染，昆明五华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坦言，“由于人手有限，忙不过来，我们很少主动执法。”

　　“对于这种邻里纠纷，警察其实也很难办。”范先生感叹。

　　你要跳舞，我要睡觉，物业叹苦，警察犯难，广场舞的“扰民症候群”进了死胡同吗？

　　求解

　　限定时段、划定场所，强化管理、提供便利。贴心服务换来群众理解

　　昆明市中心的翠湖公园曾经也经历过广场舞的烦恼。

　　“原来公园里遍地跳广场舞，想要安静地散步几乎不可能，跳舞的人甚至把道路都堵起来了。群众意见很大，每天都有很多投诉。”翠湖公园保卫科科长路任新说，“我们只能去尝试提醒，但工作人员一走，音量又提上去了。”

　　堵不住，还得靠疏。经过调研，翠湖公园对广场舞进行了重新规范：上午10时前，公园游人少，对广场舞不限定范围；上午10时以后，只能在公园相对独立的水月轩和金鱼岛两处指定场地跳舞；晚上10时半左右，公园将会“清场”，禁止任何广场舞活动，以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

　　翠湖公园的设想看似很美，但实践起来却有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活动范围缩小，各支队伍担心彼此影响，都不愿到指定区域去跳。

　　“头3个月，我们加强了执行力度，凡是在限定区域外跳舞的，允许跳，但不能开音响。渐渐地，大家都自觉地集中到了指定地点。”路任新说。

　　与此同时，公园管理部门还在水月轩、金鱼岛修建了便民衣帽架，方便跳舞的群众挂衣服；如果灯不亮了，及时修理。贴心的服务很快就赢得了市民的理解和支持。“3个月后，在指定地点以外跳舞的基本找不到了。”说起这话，路任新不无自豪。

　　记者体验发现，虽然水月轩和金鱼岛比较嘈杂，但由于翠湖公园面积较大，加上植被较好，又有湖面隔开，一旦离开水月轩和金鱼岛，噪音很快就降低到60分贝左右。

　　路任新介绍，公园保安巡逻时，如果听到哪支队伍声音过大，会提醒关小一点。“现在的‘小蜜蜂’等设备非常轻巧，声音又非常大，一禁了之并不现实。在不干扰周边居民生活的前提下，我们很少去主动干预。”

　　但是，如翠湖公园享有地利之便的场所并非哪里都有，“翠湖解法”能否嫁接也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有人认为，其他地方破解广场舞难题，还是得自己想办法。

　　支招

　　学会在规则下享受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杨建顺

　　“舞民”有跳舞、健身的权利，其他居民也有免受噪音干扰的权利。任何权利都有其界限。

　　如果严格从法律视角去审视当下各地风靡的广场舞，很多“舞民”已经构成了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997年起施行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同时，该法还规定了违反规定的具体行为和处罚标准。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为实施执行提供了依据。

　　因此，对于扰民广场舞，不仅有法律后果，更有执法主体，各地公安等职能部门应当切实履行法定职责。然而，由于法不责众，这些法律及规定并未得到很好执行。执法部门收到群众举报，也只是以说服教育为主，收效甚微。这更加让某些“舞者”认为“连警察都管不了，其他居民就别再多管闲事了”。

　　平衡居民健身的权益与免受干扰的权益，首先要强调依法保障权利，依法惩处侵犯他人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其次要考虑为群众跳舞、健身、休闲等提供更为便利的活动场所，引导市民在远离居民住宅区的场所组织活动。对既有的或者新形成的规则和秩序，应当尊重和遵守，摒弃“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坚持“在规则下享受自由，在秩序下追求幸福”的正确观念。

　　本报记者 徐 隽整理

　　和大妈一道来设计规则

　　鲍勇剑

　　对广场舞，媒体一般把它当作社会管理问题或民俗文化现象来报道，却错过其背后隐含的制度经济学的问题。

　　怎样才能“舞照跳，人人乐”？要鼓励各个社区尝试自己的治理方法，调动居民的才能，设计解决方法。只要充分沟通，相互尊重，办法一定比问题多。这也是对我们创造性寻找社会治理方法能力的考验。

　　例如，让居住在小区内的大妈担任组织者。她们有理由维护管理跳舞的时间段和音乐声量，因为她们的亲属就在受影响的范围内；让拥有场地的商家与组织者沟通，划分拥有权、仲裁权和友好使用时段及权利；让居民区的城管调查和管理周边空地的情况，罗列出能够活动的时间和规则，参与者签署协议，共同接受城管的管理；让周边大单位出租场地给大妈。出租的形式可以是“物物交易”。作为回报，大妈组织起来，清洁场地，维护共同资源的价值。

　　广场舞现象的经济学特征是公共产品和私有产品之间边界模糊，共享资源和公共集体行动缺乏规则。它也反映了目前社会许多场合的普遍现象。就像竖立的木头入不了门，想一想，侧倒进入就顺畅了。我们应该向善于创作浅显诗歌的白居易学习，和广场大妈一道来设计容易执行的管理规则。设计的潜力无限，其中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还能创造新的商业机会。

　　(胡洪江 杨 宁 杨文明 廖冬妮  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本报记者姜泓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