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者柯尊年的生活：每天出门必备头盔和擀面杖

　　柯尊年现在有些后悔了，因为举报宁陕县副县长叶庆春公费出国旅游的事儿——他觉得这事确实闹的有点大了。虽然柯尊年手里的证据很扎实，且在举报后，安康市也对包括叶庆春在内的涉事人员进行了处罚，但压力仍不期而至。十年来，柯尊年没有在当地医院“安分”地做一名医生，而是不懈地举报当地官员贪腐行为，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民间反腐人士。一切因举报而变，他的生活陷入一种糟糕的境地。曾立志于做一名“社会医生”的柯尊年，开始有了“退隐”的念头。如果在这次举报后，上级相关部门能给予他一个满意的结果，举报生涯将就此停止，算是十年举报路末，得个“名分”；否则，他仍会彷徨于如何走下去。

　　举报副县长

　　今年7月，柯尊年又向安康市纪委实名举报了一名宁陕县官员：副县长叶庆春。举报理由是叶庆春等人借宁陕中学学生出国参赛之机，携妻公款出游，以及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这在仅万余人的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县城，已不算很意外的新闻，因为举报者早已成为当地知名反腐人士。“是在一次闲聊中听说的这事儿，同行的还有两个本地房产开发商。”面对这类有关政府人员违规违法的信息，柯尊年像侦探般敏感。为核实这个信息，他找到了那家负责安排叶庆春等人出国的旅行社，谎称要去接机，拿到了叶庆春等人7月7日从北京回陕西的航班号。

　　为做实证据，作为宁陕本地一家网站的顾问，柯尊年联系了一个朋友，说是想在网站上发条新闻，内容是“宁陕中学学生赴荷兰参加机器人大赛载誉归来”。

　　于是7月7日当天，柯尊年的朋友赶到西安机场，在上午10点多对叶庆春等一行人进行了拍摄和录像，“录像是为了以防万一，毕竟这种事比较敏感。”

　　柯尊年描述，当天除了叶庆春及宁陕县教体局局长石功赋、宁陕中学党委书记王健之外，一同乘机返回的还有宁陕当地做工程的商人徐地宏夫妇和李智疆。

　　据他了解，徐地宏和李智疆都是宁陕本地商人。徐地宏曾承接宁陕县城市污水处理厂与垃圾处理建设，李智疆曾经承接宁陕县城关镇老城自来水厂。作为副县长的叶庆春，则恰恰主管城乡建设、水利、扶贫等领域的工作。

　　此外，叶庆春的妻子、宁陕县扶贫局会计刘小兰，王健的妻子、县烟草局职工杜向红也在其中。汇合之后，叶庆春等人还在机场与3名参赛的宁陕中学学生合影留念，“但他们和学生返回西安的时间明显不一致。”

　　手握充足证据后，柯尊年跑到西安住了数日，联系到一家媒体的记者，但后者给他的结果，是一个多月的等待，以及一个出乎意料的插曲——“这事最后没见报，那个记者告诉我说是稿子弄好了，但发到县里了。”

　　其实这次举报叶庆春，柯尊年是不想实名的。他那会儿感觉自己“被卖了”。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第二天开始，就有个本地开发商四处打听他。

　　于是，柯尊年躲到了朋友家。但最后还是经不住对方的软磨硬泡，去见了面。“我很害怕涉及钱这个问题，所以一向对举报后别人送礼很警觉。”前后数次联系，柯尊年把所有通话都录音了，见面时，也录了视频。

　　对方很直白，明确表示是因为“叶县长遇到了点麻烦”，让柯尊年去西安摆平相关媒体，两次见面给了他11万元公关费，并承诺公关费不是问题。若是能解决好此事，柯尊年还有什么要求，都好解决。

　　事后，为保证清白，柯尊年找到了县检察院检察长孙启斌举报此事，并将钱上交给了孙启斌，双方还互相拍照留证。

　　意外“上道”

　　柯尊年每一步都走的很缜密，用他的话说，自己之所以敢实名举报，完全是因为手里掌握的证据足够扎实。这也是十年来，他在举报之路上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

　　2002年10月，当时柯尊年从宁陕县人民医院停薪留职，在自家楼下办起了诊所。当月某天，柯尊年的摩托车被偷了。

　　报警后柯尊年一直没见警察上门，而他家距离镇上的派出所，步行也最多只需半小时。于是他决定招呼街坊找寻被偷的摩托，“后来竟真给找到了，但偷车贼跑了！”

　　第二天，派出所指导员才姗姗来迟。“我一看见他就火了。”柯尊年至今记得当时的感受，一番交涉后，他又从周围的街坊处了解到，这名教导员身上问题不少。于是，柯尊年带大家联名写了举报材料送到了县里。没多久，那名派出所教导员被免了职。

　　这是柯尊年的第一次实名举报。然而，原以为自己的生活将就此照旧的他，却发现问题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就在那名教导员被免职后不久的一天午夜，三辆警车载着9名警察，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二话不说开始搜查柯尊年的家。

　　那次搜查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才结束，一头雾水的柯尊年质问警察并要求他们出示搜查令。但对方非但没有理他，还质问他是不是向上级部门举报了当时的宁陕县县委书记王一栋。

　　“大概是之前的那次举报，我在警方那里挂上号了。”因为没搜出什么证据，警方便撤离了。他后来听说，当晚另有20多人的家同样被警方强行搜查，“为的就是查出谁举报了王一栋，因为2002年那场震惊全国的‘6.9’洪灾，也从侧面说明王一栋肯定有问题。”

　　柯尊年就此“意外”走上十年举报之路。

　　之后，柯尊年开始偷偷去受灾的乡镇调查，核实出了一份174人死亡的花名册，并有证人按手印作证，“调查结果是那场灾难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

　　于是柯尊年决定赴京举报。

　　在北京，他重新整理了举报材料，“写了八天，很谨慎，毕竟举报的是县委书记。之后我向各相关部门递交了材料，还联系了媒体。”

　　那次，柯尊年的举报得到了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关注，栏目组以柯尊年的举报材料为基础制播了节目，“调查节目播出后，各级相关部门对此事进行调查，但最后只处理了几个乡镇干部，没对王一栋追责。”

　　从那以后，很多宁陕人都知道了柯尊年，不少人还写信向他反映情况，希望他能代为举报。期间，柯尊年再因王一栋的经济问题上北京举报，“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来做了调查，但最终没能播出，于是我每月寄两次举报信，但直到2008年都未见有人下来调查。”

　　为扩大举报影响力，柯尊年学会了上网。很快，那份针对王一栋的材料引起了新华社一名记者的关注。经核实后，上级部门派驻一个调查组进驻宁陕调查了一个多月，“已调任异地的王一栋被免职，但一笔巨大损失无法追回。”

　　经此一役，柯尊年成了小县城里的“知名反腐人士”。这十年里，柯尊年还实名举报过另一些宁陕本地官员，“做这事没啥成就感，就是觉得该有人去做。”

　　头盔和擀面杖

　　“知名人士”并不好当——如今每天出门，柯尊年都会手持擀面杖，再戴上钢盔。

　　举报叶庆春的问题在网络上引起反响后，一家中央媒体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很快，安康市针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不久，当地纪委便向媒体表示：“经查反映问题属实，安康市纪委已对叶庆春的错误行为予以立案。”与此同时，还对其他一些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罚。

　　之后，就在9月29日午夜，先前给柯尊年提供公关经费、并被检察院要求协助调查的开发商带人围住了柯尊年的家，“谩骂、踹门，我只能报警。”以至于第二天早上，是警察带着柯尊年的两个孩子一起上的学，柯尊年则一直等到9点才敢出去。

　　为此，柯尊年当天即花了近5000元在楼梯口和家里分别安装了4个摄像头，又给自己买了一个钢盔、一副望远镜和一件防身武器——擀面杖。

　　柯尊年觉得，钢盔象征着自我保护，擀面杖象征着反击。“我的生活现在一团糟，我这个家庭，也快因为这事儿破裂。”实名举报十年间，柯尊年说自己失去的太多了，“第一任妻子是因病去世，第二任妻子是因为受不了我实名举报后，正常生活被打乱而离开我的。”

　　石教琴是柯尊年的现任妻子，她对柯尊年的评价是“做父亲一点都不称职，做丈夫太失败”。在她看来，丈夫的行为完全是自找麻烦。她说当初跟了柯尊年是觉得他实诚，但后来才发现，若不是他这十年的折腾，家里怎么都不至于还这么不堪。

　　同时，也正是受不了别人对自己家庭的指指点点，石教琴只好辞职，不敢出门，“没脸见人，都不拿我们当正常人看，有时候突然就找不到他了，去哪儿了，也不让问。做这事搭上全家，值得吗？”

　　在亲友们眼中，虽然柯尊年是个很正直的人，但也很傻，毕竟实名举报是“百害无利”，他的老父亲甚至为此一度跟他断交。有一阵子，柯尊年也曾说他以后再也不参与这种事情了，可一有事儿，还是去了。“既然要反腐，就不要怕被人看作异类，总要有人去这么做。”柯尊年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维护老百姓的公众利益，让百姓对政府的监督体系进入一个良性轨道。

　　但柯尊年也承认，面对即将破裂的家庭和几近失败的生活，他真开始犹豫了，“压力确实太大。”“不过叶庆春这事儿我是决心跟到底了。”这是柯尊年的底线，他觉得若是上级部门给出一个令他满意的结果，从此之后将不再参与实名举报的事儿了，也算是得了“名分”；若是不能，“现在也还没想明白以后怎么走，但现在有些后悔卷进这事儿来了。”（文/图 记者 陈伟斌 发自陕西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