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农民工生存现状：约2亿多人未真正融入城镇(2)

　　张君：拆迁拆掉的是房，也拆掉了我们的业

　　张爱荣老太太今年78岁，两个儿子都在北京打工，老人和大儿媳妇带着两个孙女靠种4亩多地艰难谋生。提起大儿子张君，老人掩饰不住内心失望：“在外20多年了，家里没花过他的钱。”

　　告别张老太太，本刊记者来到北京大兴区罗旗营村，在回迁楼工程前的一个路口见到了张君。红色的安全帽下一张圆圆的笑脸，明亮的眼睛中透着一股灵气，与老母亲“不成器”的埋怨形成反差。

　　“我出来打工24年了，从建筑工人起头，奋斗成饭馆老板，再退到建筑工人，算是努力了，就是运气差一点。”张君说。1989年，17岁的张君来到北京当建筑工人，虽然每月能挣150元，但更期望找个靠技术吃饭的工作。从1990年起，他到北京一家餐馆学徒，聪明好学的他很快在餐厅当了大厨，每月能拿1800元。

　　“我琢磨着自己干怎么也能多挣点。”1998年，张君用打工积攒的4万多元，在昌平区开了一家饭馆。虽然只有60多平方米，但生意很好，可干了一年多，因为拆迁，小餐馆被迫关闭。

　　张君的第二家餐馆很快在朝阳区开张了。图房租便宜，他找的仍是平房，可生意刚刚好起来却又面临拆迁。由于拆迁限期紧，餐馆装修投入大却没得补偿。接着，张君又搬到西直门开了第三家餐馆，不到一年又遭遇拆迁。4年3家餐馆被拆迁，心灰意冷的张君把餐馆家当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不得不再次走上打工路。

　　说起过去的遭遇张君很无奈。“我有两个在饭店一起当学徒的朋友跟我命运一样，来自河北张家口的老孙5次开餐馆5次遭遇拆迁，最后落魄到在工地门口推着三轮卖凉菜。”

　　张君说：“折迁改造后，北京的楼更高了，但一个小门面租金每年都得十多万元，开饭馆门槛也高了。拆迁拆的是房，也拆掉了我们的业。”2003年之后，张君又在北京包过厨，还到秦皇岛卖过糖炒栗子，又到郑州卖过烤鸡，但都没挣到钱。

　　“我不是学习不好才出来打工的，刚出来的时候，我想的都是干一番事业回报家乡，比如挣了钱给家里修条路。”说起自己的创业梦，张君虽有遗憾但雄心仍在。屡遭挫折的他仍然坚信：“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只要勤劳，就有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