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合参合率与考评挂钩 基层村官沦为“诈骗犯”

　　在广西宜州市部分地区，新农合参合率成了强压给基层的任务，并与各种考评挂钩，以至一些村干部为提高新农合参合率，不得不垫付大量资金，有的甚至虚假报销骗取新农合基金以弥补损失。

　　记者在基层采访发现，类似现象并不少见，一些好政策在落实过程中简单化、粗暴化，不顾实际地“一级压一级”，不仅助长了基层虚、假、浮的作风，而且还使好政策变形走样，引发群众的质疑和不满。

　　“被迫”骗取新农合基金

　　宜州市位于广西西北部，是我国最大的桑蚕生产基地县，当地许多村民以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如该市刘三姐乡天桥村，2200多人中30%以上外出务工。

　　今年5月，宜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调查发现，天桥村一些村民远在广东，并未参与新农合相关报销，但新农合办公室却出现了这些村民门诊报销的材料。当地公安机关迅速介入调查，一起涉及4名村干部和1名村医的集体诈骗新农合基金案浮出了水面。

　　据警方介绍，当地村干部持其他村民医疗卡，由村医魏某虚开处方单后，套取了他们的门诊报销费用。然而，当地村干部却拒不承认自己这种行为是“诈骗”新农合基金。

　　天桥村委会主任韦万强说，之所以“套取”这些村民的报销费用实在是“被迫”之举，因为他们帮助57名村民垫付了大量新农合参合资金，如今只为收回“成本”。

　　“今年乡政府给村里下达了参合率必须达95%的任务，但整个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不少人连自己的亲人都无法联系上，还有一些人拒不参合，怎么能完成95%的任务呢？”一位知情人士说。

　　韦万强表示，由于村里只完成了92.5%的“责任目标”，还差2.5个百分点，大约57个名额，于是，全村4名村委会干部和1名村医分别领取了“9至18人”的任务，他自己帮助10名村民交了新农合参合资金，每人60元，共计600元，一名副主任则帮助18位村民缴纳了新农合参合资金，共计1080元。

　　村医魏某告诉半月谈网记者，2011年，韦万强和其他村委会干部也曾帮助许多村民垫付新农合参合费，一共达数千元，却始终无法收回这些钱。“每名村干部每月补助只有500多元，垫付资金全部打水漂，村干部也吃不消，因此才想到套取门诊报销来弥补损失。”

　　“但不垫付不行，这和计划生育一样，如果参合率没有达到，全村不仅无法得到2000多元的奖励，而且还会丧失优秀村集体和优秀个人的评选资格，而如果无法评优，村民们肯定不会满意村干部工作，以后连选都难选上。”韦万强说。

　　将目标变成了“任务”

　　近年来，在我国河北、安徽和江苏等地部分农村，都出现了强行要求完成新农合参合率导致村委会干部垫资的现象。

　　宜州市刘三姐乡副乡长覃颂革说，并非乡政府想强压参合率任务，主要是宜州市政府给乡政府新农合参合率的目标任务就是95%，且市里文件口气很重，对不能完成目标任务的，将作为年度绩效考评依据，并取消乡镇评优资格。

　　记者在一份名为《宜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3年新农合筹资缴费冲刺工作的紧急通知》上看到：凡不完成任务的乡镇，将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并取消乡镇评优资格。

　　多名县、乡、村干部说，参加新农合一方面要求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强行要求完成相应任务，这存在矛盾并会带来多方面弊端：

　　一是容易让新农合参合率有水分，影响政府决策。一名基层干部说，参合率是政府掌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接纳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的是农村群众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的情况，如果这一情况受到虚假数字影响，很容易影响政府的决策判断，损害群众切身利益。

　　多名村干部说，强行要求完成参合率任务不符合实际。西部地区如此多年轻人外出务工，一些年轻人根本联系不上，还有一些户口仍在农村的务工人员在外地已缴纳职工医疗保险，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新农合参合率几乎都达到95%，这里面难道没有水分？

　　二是参合率“任务化”给基层干部和群众增加了负担。多地乡村干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很多村屯都存在村委会干部垫资现象，一些村委会干部将生态公益林补偿款用于垫付新农合参合费用，这不仅是明显的违规行为，而且极易引发基层矛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吕学静说，按国家政策设计初衷，参加新农合遵循自愿原则，设定的参合率只是一种目标，而并非要强行完成的任务，但地方政府为了数据好看，往往形成一种竞赛和攀比，从而将目标变成了“任务”。

　　不能只看数据不重实际

　　采访中，半月谈网记者了解到，不仅新农合在实施中存在上述问题，其他不少惠民好政策，落实到基层时，也常出现简单粗暴一刀切、只看数据不重实际的现象。

　　“新农合、新农保等许多好政策实施时，往往被量化成各种指标，上面下发一份文件、传达一个通知，动不动就要考核排名、奖惩挂钩。指标符合基层实际还好，可有的实在没法完成，这不仅加重了基层负担，还容易诱发挪用款项、虚报数字、强迫民意等违法违规现象。”一名基层干部说。

　　另一位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乡镇干部也告诉记者，国家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旨在将人口性别比维持在合理范围，这本是一项好政策，但落实到基层，就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和一串冰冷坚硬的数字。

　　“即便没有性别鉴定，有些地方的人口性别比也可能比其他地方高，这是自然现象，基层干部根本无法决定，但上级文件要求必须达到某个标准。”这名乡镇干部说，这导致基层有时临到头来加班加点，只要让“数据达标”就万事大吉。

　　严控辍学率同样如此。这本是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教育的一项好政策，可一些基层教育界人士说，这项政策到基层一刀切，所定的指标在发达地区或许较容易达到，但在贫困山区，许多孩子甚至家长拒绝念书，他们宁愿很早就外出务工，以减轻家庭负担。

　　“这与整个社会环境有关，需要各方面政策的调整和支持，才能让孩子愿意留在学校。”一位基层教育局负责人说，如果一味向下压辍学率指标，学校只能在数据上“想办法”，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被掩盖了。

　　“很多工作不能一刀切，不管是民生工作还是产业发展，不同地方情况不一样，或许有些地方适合这个指标，而另一些地方则不适合，必须尊重实际。”一位乡镇干部说。

　　多名基层干部群众表示，各级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不要一味地强调数字。否则，看似要求严格，其实是懒政和不负责任的表现。(记者 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