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最后的刽子手:没事的时候吃斋念佛(组图)(2)

　　废斩刑

　　枪决滋生更多私刑，但长沙周边地区仍有“斩首”

　　邓海山能和警备队队员一起喝酒一起吃肉，但当他要求加入善堂(民国慈善机构)时，他的朋友们并不支持他，他们说他“杀人数百，无入善之资格”。

　　邓海山回应说：“被杀之犯，系犯国法，与我何罪。我不过奉公执行，岂有将我入善堂之资格都取消之理，遂决意投入善堂。”(湖南1925年《大公报》)

　　尚未见到迹象表明邓海山加入了善堂，但他的朋友们看他的眼光足以表明，邓海山的好日子即将到头。

　　这种预示早在清朝覆灭当年就可看到。1912年4月23日《长沙日报》便出现“乱兵经拘送留守所由军法局严密审判，讯明实情随即枪毙”的报道。到1914年11月27日，当时的北京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规定：死刑需用枪毙。斩刑从此在法律上消失。1925年的《司法公报》对此认为，“执行死刑原在结束生命，以简单迅速为宜。”

　　“上世纪20年代以后，长沙基本上改用枪决了。”湖南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寻霖说。

　　对死囚执行枪决在北伐军占领湖南之后得到普遍应用。1926年12月，岳阳士绅周嘉淦被当时的湖南军事厅执行枪决(湖南1926年《大公报》)，1927年4月，学者叶德辉在一片喊杀之中枪毙于识字岭。同年，更多特别法庭处决犯人的布告铺天盖地，处决方式也多以“枪决”为名。

　　“枪决”因其简单迅速，逐渐成为主流的死刑执行方式，但又生出新的潜规则，李亚廷的《大清国最后一个刽子手》说，“有关系者用短枪，一枪击毙；没关系者用长枪，群枪扫射”。此外“枪决”还容易导致私刑泛滥。1927年5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发布公告，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自由执行死刑条例。

　　尽管如此，寻霖认为，“20年代以来，长沙周边地区，如浏阳及湖南其他市州还保留有斩刑。”

　　失业后

　　大多与世隔离，落下心理阴影

　　当枪决取代斩首，行刑队自然也会取代刽子手，邓海山们终究要失业。佟绍箕在出师后，师傅告诫他说，“杀人九十九，到时要收手。”意在告诉他，不能终身以刽子手为业。

　　国民政府《六法全书》颁布之后，佟绍箕失业了。与他一样，他的同行大多几乎与世隔离，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有的刽子手偏居一隅，与人少有往来，佟绍箕失业后在茶陵安家，但他“有没有杀满99个头数，无人清楚”。只知在1959年病死。

　　“民国时期武冈县有个大郎巷，那里是三教九流的居住地，刽子手就住在那里。”据小说《孤独的刽子手》作者邵阳人钟连城介绍，当地一般人不会去大郎巷，也不愿意跟那里的人交往，尤其是刽子手，认为出门碰到这样的人一天都会倒霉。

　　至于会不会留下钟连城在小说中所描述的“杀人成瘾”职业病，现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斩首(包括后来的枪杀)，终会让刽子手留下种种心理阴影。

　　所以邓海山“每于无事之时，吃斋念佛”。而佟绍箕在砍头之后，在回来的路上，不能朝刑场回望，“更不能与他人交谈”，回到县衙后，还得朝法堂跪下，让差役兵丁用竹板打他屁股，意为“打煞”，怕自己已处决的囚犯缠身。刑场上的风光终成为人生之桎梏。

　　[时间·讲述]

　　没有哪个刽子手愿意谈论过去

　　小说家钟连城，邵阳人，曾写过一本《孤独的刽子手》，小说中的人物来自于武冈县。“我们老家位于雪峰山下，村里的故事都是一代一代口传。当时听到村里老人讲关于刽子手的故事时，很震惊，所以1994年左右在老家调查了很长一段时间，想找到更多的故事细节，以及刽子手的后代。”

　　但是，没有人愿意谈这段过去。“时年90多岁的陈凯南在民国时期是一位脚夫，日行百里，由于经常穿行于各县市，所以信息灵通。他回忆时提到了民国一位50多岁的刽子手叫柒师傅，在外地当差，离陈家寨有3天的步行路程，更多细节不愿多说。”

　　“不过，武冈地方史研究员杨运叶的爸爸曾经提到了武冈最后一次砍头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一次，很多人都去围观，他的爸爸就是其中之一。那人是因抢了洋纱被判斩首，犯人当时腿已吓软，是被拖到刑场的。下刀前，刽子手说，‘你有什么好怕的，早死早超生，你现在受了点苦，马上可以投胎到好人家做个好人了。’”

　　“当时刽子手并不是高举马刀砍下，而是反手握刀，刀锋从背后一个很漂亮的弧线划过，瞬间人头落地，血喷很高，刽子手很有经验地躲让到血溅不到的地方。而人头落地后，目不能瞑，并且嘴巴不停地咬土，整个场面让大家惊呆了，也有看客夸刽子手动作潇洒、干得漂亮。据杨运叶的爸爸说，那位刽子手当时也是50来岁，一些描述跟脚夫陈凯南认识的柒师傅是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