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商报：贪腐“年轻化”跟年轻无关

　　治理贪腐顽疾，与“45.8岁”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源头问题衍生的“旁支”。某些程序设计，尤其是审批制度上的漏洞频出，会造成任意年龄段主体贪腐的无孔不入。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存在于某个年龄段的“堕落定律”，只有程序机制不完善下的“常态失守”。

　　无论哪个领域，年轻化绝对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但是，年轻化在成为一种与“优等化”等量的标签时，也有其自身的“不可承受之重”。就像岗位年轻化衍生出“高血压年轻化”一样，干部年轻化也伴生着贪腐“年轻化”。

　　如果有印象的话，仅仅几年前，“58岁现象”还是当时贪腐案的一大景观，但从目前看来，这已成了过去式：其涉案主流人群已从即将解甲归田的老干部，前移到正值盛年且前景看好的一批“新面孔”上来——近日，有媒体记者从北京市西城检察院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发现，在2008年至2013年间，该院查办的33名涉贿案嫌疑人平均年龄为45.8岁。

　　从58岁，遽降为45.8岁，是个非常大的落差。人们纳闷：前者的“晚节不保”，纯粹是临下台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捞一把心态使然，如果这还算“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对后者的“巅峰坠落”，其迫不及待中饱私囊，是出于什么样的“算计”呢？也许，“财迷心窍、利令智昏”是某些人群的“通用”魔咒。

　　本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对于年轻人的看好，完全是出于对其“学历高、专业强、头脑活、有闯劲”的一般性认知。但用人原则上的“新老更替”如果未能辅以管人程序上的同步“升级”，位高权重的年轻干部，难免重现一些“老毛病”。他们，接受新事物能力固然强，但是“学坏”也很容易。

　　于是看到，在各种诱惑面前，他们从对“一点小意思”的半推半就，慢慢演变成“鲸吞”：这33人中，个人涉案金额最高达2454万元，平均涉案金额为182.4万元。要知道，贪欲的闸门一旦打开，纵然知道离身败名裂为时不远，却也很难收手。

　　那么，年轻干部哪来这么大的空间“挥洒权力”，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红线”的失守？报告显示，这些犯罪嫌疑人六成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硕士4人，博士2人。显然，学历不是问题。在这个调查中，有个特征值得注意：33人中有27人是单位“一把手”或部门负责人。检察官表示，审批人员自由裁量权大、环节繁多、程序不透明，这为一些审批人员以权谋私提供了“方便”。

　　可见，任何权力只要不加限制，都有可能因滥用而变异。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事后查明，很多贪腐大案起初之所以没有被制约，竟是为了“保护年轻人的积极性”。要知道，充分信任年轻干部，让其放手去干，和“不用监督”绝不是一码事。在某种意义上，监督对他们恰恰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保护。对于年轻干部的过失，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别让过度保护成为纵容。

　　其实，从这里也应该看到，细密的监督适用于整个干部群体。在公职人员已被看做“高危人群”的当下，落马年轻干部只是其中一部分“临危不惧”者，而“贪腐年轻化”也只是贪腐问题的“冰山一角”。治理贪腐顽疾，与“45.8岁”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源头问题衍生的“旁支”。某些程序设计，尤其是审批制度上的漏洞频出，会造成任意年龄段主体贪腐的无孔不入。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存在于某个年龄段的“堕落定律”，只有程序机制不完善下的“常态失守”。(评论员 肖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