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点名”就应成为“批评”的标配

　　中央纪委日前对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包括黑龙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孙国庆等在内的多名领导干部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与中央纪委之前三次通报更进一步的是，此次通报不仅人数更多，而且对违规违纪干部直接“点名”。(12月18日人民网)

　　梳理各种通报批评现状可以发现，点名也是一种讲究策略和艺术的事情。如只点小级别官员，不点高级别的，只能由上级点名批评下级，哪些场合该点名，哪些场合不该点名都似乎有着潜在的考量，要被精细拿捏。由此批评本身之中又包含了各种不同的“优待”。如“今天就不点名批评了”往往成为一些官员的口头禅。此次中纪委的点名批评中包含了副部级干部，应该说是对于以往那种批评程度视官员级别而定的“批评艺术”的突破。

　　事实上，如果单纯就批评的作用和被批评者应当肩负的责任来看，级别越高，越是要点名批评，方才能展示惩处决心和力度，引发更大的以儆效尤之效。而那些“点到为止”、“顾及面子”的批评，不仅可能为官员的惩处预留打折的空间，更使得批评应该起到的预期作用被虚化。要想真正显示出批评的作用，“点名”就应该成为批评的标配。找不到“对象”的批评，民众看了也不是滋味，心里难免衍生出“护犊子”、走过场的焦虑。

　　还必须看到，官员违规违纪，受到行政处分只是一部分。而不点名的内部处分，只能代表行政系统内部的惩戒。但实际上，官员违规，也是对于民众期待和民心的辜负，更要受到民众和舆论的声讨。而惩处的程序怎样，效果怎样，也要纳于民众的监督视线之内。从这个意义上看，批评要点名，不仅仅是一种程式上的要求，更是对民众负责的一种具体表现，它考验的是民众在执政者心中的分量。

　　当然，就现实而言，点名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更要打破领导名字不能被轻易提及的潜规则。基于某种长期以来的政治伦理熏陶，点名官员似乎成为一种忌讳。现实中，批评官员特别是下级批评上级，民众批评官员都习惯性的隐含其名和职务，反映出长期以来在官员信息公开和为官员姓名讳的社会禁忌。因此，中央纪委此番的点名批评，更应该释放的信息是，违规的官员就应该受到民众的监督与围观，而点名批评官员应该成为基本的行政伦理和社会常态。起码的常识是，官员受到处分，说明官员的一些信息包括职务等都出现异动，那么，向民众公开则是当然的。如果官员悄然换位，连民众都不知情，何谈为民服务？何谈接受监督？

　　严格而言，点名批评其实是一道伪命题。那种官员受到处分仍可“隐于天下”的做法，恰恰是官员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不足的一种现实反馈。不难想见，官员的行为若足够公开，处处受到民众的监督，那么其违规也好，受到处分也好，必然会暴露在公众眼中，无需再进行刻意的点名批评。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加强官员的信息公开，当是压缩批评不点名空间的重要手段。而反过来，点名批评也应当成为官员信息公开的一部分。

　　中纪委点名批评违规违纪官员，已然开了个好头。在此以后，批评官员，点名就应该成为常态，不点名才应该是例外。（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