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人家属欲争取30万工亡待遇遭拒 被骂傻仔

晏庆海艰难上楼 李海强 摄

　　1月3日，清晨6时，天刚蒙蒙亮，一阵哀乐和哭声打破了河南信阳光山县易凉亭村如死一般的沉寂。一支十多人的出殡队伍，举着白色的引魂幡，抬着花圈，扛着放有骨灰盒的漆木棺材，沿着泥泞的小路，缓慢地朝着山上的坟地移动。

　　十天前的圣诞节，李传玉曾梦到过这个场景，当时，患有三期尘肺职业病的丈夫晏庆海电话里告诉她：“梦都是假的。”但仅一天后，晏庆海却真实的死在了距离家乡千里之远的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的病床上，睁着眼睛，没有留下一句话。

　　在忍受了12年的粉尘侵袭之后，晏庆海开始自学法律，替自己和同病相怜的尘肺病人维权。直到死去的那一天，他生前通过法院判决下来的约5万元医疗费用赔偿还没有拿到。他留给李传玉的只有17万元的债务和一堆诉状。

　　晏庆海死后，他的亲人试图联系老东家，对方丢下一句“傻仔”便挂掉了电话。

　　据卫生部资料，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累计报告尘肺病约67.6万例，死亡14.9万例。

　　噩梦成真

　　圣诞节那天，李传玉梦见了出殡，但晏庆海坚持说自己没事，一天后，晏庆海花了半个多小时吃完一个拳头大的馒头，不久后便离开了人世

　　2013年12月25日，黎明时分。李传玉梦见一支长长的出殡队伍，抬着白色的花圈，从河南老家的屋前慢慢地走着，还有几个白色的布条一直飘来飘去。醒来后，她觉得这是个不好的预兆，连忙在中午打了个电话给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里的丈夫，顺便把这个噩梦告诉了他。她听到晏庆海安慰她说：“梦都是假的。”

　　在李传玉讲完噩梦后不久，隔壁病房的病人吴学才走了进来。他看到晏庆海一边吸着氧，一边打着吊针，两眼睁着，没打算睡午觉的样子，就凑到床前问他：“我是尘肺病一期，现在感觉呼吸越来越难受了，你都是三期了，现在感觉怎么样？”晏庆海说，没什么特别的，都已经习惯了。但接下来的一句让吴学才惊了一下，“像我们尘肺病人，总有一天不是吃药吃死的，就是呼吸不了憋死的”。

　　26日早上7时，躺在床上一晚没睡的李传玉忍不住又给晏庆海打了个电话，想去照顾他，但倔强的晏庆海只说了句“你不用来，是不是医生瞎说什么了”，然后就生气地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后十分钟，吴学才走到门口，正好碰到了晏庆海，他领了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两个人没有说话，吴学才看着穿着病服的晏庆海弯着腰，喘着粗气，拖着一双鞋跟被磨掉一半的皮鞋，慢慢地挪回了房间。

　　病房里两个来自梅县的尘肺病人也开始吃饭。一个高个子的中年男子发现，晏庆海这个早餐吃得特别慢，一个拳头大的馒头吃了整整半个多小时。早饭后十多分钟，晏庆海气促加快，被推进抢救室时，医院因为担心他们受到惊吓，将两人很快转移到了楼上的病房里。

　　8时30分，刚刚上班的护士长邱新香带着两个护士开始查房。进到第一个病房，她就看到对面的晏庆海正坐在床边，低着头，一只手撑在被褥上，一只手按着胸口，呼吸不畅的样子。看到护士之后，他喘气更加急促，并开始流汗，有些紧张地说：“不行了，这次不行了。”

　　李传玉打了几个电话，都无法接通，她着急得哭了。摸了一下口袋，她发现身上只有前几天去做皮鞋挣的30块钱。她赶忙拿着东西，跑到了楼下，跟老乡借了300元，全部是10块和5块的。

　　接到护士的通知，主任医师梁伟辉还没穿好白大褂，就跑进了病房。晏庆海正趴在饭桌上，不停地点着头，急促地呼吸着。护士想给他换上氧气量更大一些的输氧面罩，他艰难地说了一句“很难受”，固执地推开了。此时，梁伟辉看到仪器上显示，血氧饱和度已经到达81%，临近危险值。于是，晏庆海被推进了左侧的观察室。看到他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梁伟辉喊道：“赶紧拿剪刀把衣服剪开！”

　　此时，正准备坐车的李传玉接到了医院的电话，“晏庆海有生命危险，快过来吧”。她一下子哭了，双腿怎么也迈不动了。旁边一个开摩托车的年轻人认识她，是老乡，就把她载到了安乐桥，送上了公交车。

　　10时40分，正在河北师范大学上英语听力课的阿武接到了母亲的电话，一边哭一边问他坐哪路车去医院。想到父亲可能病重，他努力想了一下，给母亲发了短信过去。

　　11时40分，一直堵在路上的李传玉到达了医院。一见到躺在床上的丈夫还有站在旁边的医生，她又大哭起来：“我说要过来，你不让我来，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

　　接完母亲的电话之后，阿武马上跑去火车站买票，但当天从石家庄到广州的车票全部卖光了，最后只买到了一张第二天的票。下午6时18分，当他回到学校，在食堂打了饭菜，正准备吃的时候，一个电话打来了，里面传来了母亲的哭声：“你爸爸已经走啦，你咋还没到呀。”

　　绝对卧床

　　晏庆海在退火炉旁守了十二年，每天晚上，一掏鼻孔，里面全都是灰，被送往职业病防治院时，已经是尘肺职业病三期，贫困让他没法吸氧治疗

　　在晏庆海死后十多天之后，李兴霞还一直琢磨着那天晏庆海在医院楼下打电话时说的一句话——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了。

　　李兴霞也来自河南。和晏庆海一样，她的丈夫在两年前也得了尘肺病，住进了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2013年12月13日中午，正在病房里绣花的她突然接到了晏庆海的电话：“我到楼下了。”她知道这个老乡又来住院了。

　　这是晏庆海这一年第二次来到医院。而在过去的4年里，家里人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他一个人从佛山罗村联星村旺边吉祥巷5号的出租屋里走出来，坐上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到位于广州新港西路海康街68号的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在这里接受治疗。每次住院，他都坚持不让任何人陪护。

　　这一切源于他长达12年的吸尘史。1996年，他从河南老家来到佛山位于南海丹灶的粤华有色金属轧延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冠粤华金属有限公司)打工，每天的工作是看守退火炉。后来被他介绍过来工作的侄子晏立钧回忆了当时的工作场景：“炼铝的设备非常简陋，有很多粉尘冒出来，刚拿出来的铝片一会儿就蒙上了一层灰。他们每天守在退火炉边，一待就是12个小时，连个口罩都没有，吃饭也在里面。等晚上出来后，一掏鼻孔，里面全都是灰”。

　　2008年7月，晏立钧得知晏庆海住院了，是突发气胸病。在第二年，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做出了诊断“尘肺职业病，三期”。

　　在四楼的观察室里，李兴霞看到了晏庆海。他正坐在椅子上，一手扶着桌子，一手捂着胸口，戴着氧气罩，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看到他呼吸很辛苦的样子，李兴霞问：“还有什么事不？”晏庆海只是闷闷地说了一句：“给我办个饭卡吧。”

　　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病人交纳100元押金办个饭卡，就可以在医院里吃饭。住院第一天，晏庆海用带来的一万元交了住院费，李兴霞又从剩下的1000元现金中抽出了6张为他办卡充值。

　　第二天吃完晚饭，有饭后散步习惯的李兴霞溜达到了观察室隔壁的病房里。在防治院，住在这个病房往往意味着重点监护。一走进去，她就看到晏庆海的床头上挂着一个牌子“绝对卧床”。她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老乡，你这里怎么挂了这个牌子？”晏庆海有些不在乎地说：“没事，医生大惊小怪的，今天到楼下做完检查，还通知楼上推个轮椅下来接我。”

　　医生梁伟辉事后回忆看到X光片的感受时说：“太严重了，长期缺氧，而且还有大面积的肺部感染，已经是终末期了。”事实上，尘肺病无法根治，只能靠长期的护理治疗，将病情控制在原有的阶段，延缓死亡的期限。他觉得，如果之前能够进行连续的吸氧治疗，加强营养，提高抵抗力，避免感染，晏庆海的病情不会那么严重。但实际上，因为缺少医资，49岁的晏庆海几年来一直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在家接受吸氧治疗。病友们和医护人员都听过他提起，自己打了4年的官司只获得了一次性赔偿，后续的治疗费和生活费需要自己承担，两个儿子正在读书，妻子李传玉刚刚在一年之内做了两次手术，家里只能靠借钱维持基本的生活。而在他下葬之后，李传玉算了一下，家里还有17万元的债务没有还完。

　　这一切医院里的人还都不清楚。即使是最要好的老乡，晏庆海也绝口不提家里欠了多少钱，以及自己的身体情况。在医院的14天里，尽管医生一直劝他通知家里人过来陪护，但都被他拒绝了。被要求卧床静养的他坚持一个人上厕所，一个人去领饭。住在走廊另一头的李兴霞只是有时会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让她帮忙拎一瓶水。

　　直到现在，李兴霞还会常常念叨起这个被自己唤作“老弟”的病人。“老乡们都说，很多尘肺病人都是从工伤变成工亡。老弟临死前几天还跟我说了一句，我看大哥情况不怎么好，可能活赢不过我。”一想到这个，她就整宿睡不着觉。

　　生死诉状

　　他自学法律，替自己和那些有着同样遭遇的打工者维权，他时常讨论官司一讲就是一整天，说得脸色煞白，病人的诉讼资料堆满了他的床头

　　住在隔壁的吴学才也常常过去找晏庆海聊天。在住院的第二天，晏庆海就跟他讲述了自己四年来打官司以及多次被媒体报道的经历。吴学才认为他很有经验，也有名气，就请他帮忙写个上诉书。就在他死去的前两天，吴学才还拿到了他写的初稿。

　　四年来，为了和公司打官司，争取自己的治疗费和工伤赔偿，晏庆海一直在自学法律。在他去世后，晏立钧到他租住的房子里收拾遗物。在靠近窗的墙角上，两摞案件材料和法律书籍还整整齐齐地堆在那里。档案袋上被仔细地贴上了标签，书里的一些条款用笔画了出来，还写了注解。

　　关于叔叔打官司的经历，晏立钧几乎都是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的。这个自学打官司的尘肺病人每一次行动都会引起媒体的关注，这让他在佛山甚至全国都有了点名气，一些有着同样遭遇的打工者就跑来找他帮忙。2012年冬天的一天，来探望叔叔的晏立钧在出租屋里见到了一个叫刘立志的职业病患者，“两个人一直在聊官司的事情，四叔给他介绍了相关的法律程序和申诉需要的材料”。后来他从媒体上得知，晏庆海接受了刘立志的委托，免费帮他打仲裁官司。

　　在医院里，医生和护士们不止一次看到晏庆海一边喘着气，一边靠在床上写东西。有一次，梁伟辉发现很多病人的诉讼资料都放在他的床头边，就忍不住劝了下这个有点固执的病人：“这次来是治病的，不是来打官司的。”

　　就在晏庆海去世前两天，李兴霞在医院里也遇到了刘立志。他的判决书已经下来了，这次专门来找晏庆海商量后续的事情，两个人一讲就是一整天。等人走后，看到晏庆海变得煞白的脸，连气都喘出不来了，李兴霞有些生气地骂他：“你自己的命都顾不了，还给人家做好事。”晏庆海笑了：“人活一天就做一天的好事嘛。”

　　两天之后，这个做好事的病人就走了。家人在收拾遗物时，在抽屉里翻出了一份刘立志判决书的复印件。李兴霞想起，当时晏庆海打电话让她帮忙复印判决书的时候，还嘱咐她多印了两份，一份给她自己，“老哥以后打官司，公司不服的话，可以让他们看看这个”，另一份让她转交给专门为外来工维权的公益组织南飞雁的负责人何晓波，“以后帮人打官司，还能用得着”。李兴霞坚持只拿走了一份，另一份则被他整整齐齐地放进了抽屉里。

　　“这群傻仔”

　　晏庆海的官司，历经3年，终审获赔39万元，但最后的5万致死没有拿到，他的家人想争取工亡待遇遭拒，还被人骂作“傻仔”

　　在患尘肺病的四年中，晏庆海一直被疾病、贫困和官司困扰着。佛山的邻居们经常看见，这个中等身材，喜欢穿蓝色衬衫、黑色西裤的中年男人，在操场上喘着粗气、低着头、慢吞吞地走着。由于呼吸困难，从二楼的家里下来，一共24个台阶，他需要十几分钟才能走完，在转弯处还要歇一下，几分钟路程的菜市场也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走完。等到最后一次住院时，他已经很难平躺在床上呼吸，每天晚上需要支起病床，几乎呈90度坐着睡觉。

　　而从2009年起，因为突发气胸病被公司用50元钱解雇，他一直无法工作。妻子一边打零工，一边在家照顾他，而自去年她生病做了手术之后，家里彻底没了经济来源。两个人住在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出租屋里，一开始家里只有一个外表生锈的电饭煲，煮饭、烧菜、烧水全在里面进行，一直到去年暑假，儿子阿武才用打工挣来的钱买了一个煤气罐。妻子每天去菜市场买一些便宜的青菜和容易保存的南瓜，隔十几天才能炖一次鸡汤给他补养身体。

　　最令晏庆海感到无奈的是与工厂的官司。从2009年2月劳动仲裁，经历一审、二审、省高院指定再审，到2011年7月终审判决，由公司一次性赔偿各项费用39万多元，在对判决不满提出申诉之后，检察院决定不提请抗诉，晏庆海用了三年半的时间，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但他一直坚持索要的、支撑余下生命的后续治疗费始终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支持。直到他去世当天，之前经佛山中院二审判决生效的约5万元医疗费用，公司还没有支付。在他死亡后的第三天，对方才派了律师与家人协调，同意支付判决的5万元，最后一次住院的费用约1万元则需要再经过法律判决才给予，而李传玉等人提出的30万元工亡待遇差额，则遭到了拒绝。当记者尝试与该公司区厂长联系时，对方回应：“人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事找律师解决”。

　　这一切的无奈和烦恼，早在闻讯赶来的侄子晏立钧第三次进入抢救室时，已经远离晏庆海了。

　　2012年12月26日，下午3时许，接到四婶电话的晏立钧和一个堂叔从佛山赶到了广州的医院。进入观察室，他看到，戴着氧气罩的晏庆海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就像当年自己母亲临终前的样子。李传玉叫了一声：“庆海，你侄子来看你来了。”晏庆海的眼珠突然转了一下，旁边的仪器警报声立刻响起。

　　3时40分，回到抢救室的晏立钧发现，晏庆海呼吸一次所用的时间越来越长，“嘴巴张得很大，就像从水里捞出来很久的鱼，呼吸很困难的样子”。感觉随时会停止呼吸，他马上挨个给其他亲戚打电话。

　　5时30分，一边打电话，一边透过玻璃窗观察叔叔病情的晏立钧突然看到，病床上的晏庆海好像没有了呼吸。由于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矽肺三期、气胸、高血压、肝囊肿，晏庆海的心率和呼吸频率正在急速下降。在不断响起的警报声中，心电图显示了一条水平线。这一天圣诞节刚刚过去，再有五天就是新的一年，而再等一个月便可以在老家过春节，但生命的时间表已经排定，这个尘肺病人的一生永远停止在了这一刻。

　　在梁伟辉实施了半个小时的心脏复苏仍然无效之后，晏立钧走进了观察室。他看到，护士正要为直挺在床上的晏庆海蒙上床单。眼前的一幕让他感觉很难受，“嘴巴张着，眼睛是睁着的”。

　　从出殡的队伍和花圈的噩梦中脱离还不到48个小时，李传玉看到梦境的征兆变成了现实。她从对面的病房冲进了抢救室，还没停住，就一下子瘫倒在了地板上。

　　1个小时之后，晏立钧拨通了冠粤华公司区厂长的电话：“你们厂的工人晏庆海死了，你们派个人过来处理一下吧。”

　　在电话里，这个在佛山工作了15年的外来工听到了一句再熟悉不过的白话——“你们这群傻仔”，之后便是一阵长久嘟嘟的声音。(记者 毛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