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残疾儿的老人：何时能让我们放心老去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先哲们为我们描绘的未来，还有多远？(拍摄于海珠区江南西路)

　　孟阿姨曾是一名建筑工程设计师。在生下大儿子后意外怀孕并顺利地生下阿峰。但阿峰，是一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唐宝宝”。　▲孟阿姨在照顾赌气睡觉的阿峰

　　最近，一直床位紧缺的广州市残疾人安养院又增加了20个名额。接到可入住通知，已是白发苍苍的家长们，终于舒了一口气：可怜的孩子，等我们走了，你们也能有个归宿了。

　　而没有接到入住通知的家长们，依然在无助地等待。他们说，人活着是因为有希望，可我们现在的希望，在哪里？他们已年过花甲，同龄人中很多人已安享晚年；可他们却仍在为生活挣扎着，不肯也不能老去。因为，他们的孩子有精神残疾，他们的孩子生活无法自理。

　　据广州市残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广州登记在册的精神残疾人数量为13.56万。

　　而目前，广州市级残联系统托养机构仅有5个，其中市残疾人安养院为残疾中老年人和孤儿提供约480个床位；市残疾人展能中心为中重度智力残疾人提供约160个床位；市康宁农场为精神病康复者39人服务。此外，以连锁模式设立的覆盖各区(县级市)、街道的逾百个康园工疗站，主要为社区的重度智力残疾人、精神病康复者服务，目前进站接受服务的残疾人约4200人。

　　据以往的报道显示，越秀区已经开始残疾人居家安养服务。2010年起，越秀区残联牵头制订和实施“阳光家园”3年计划，推进全区100户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的居家照顾服务。阳光家庭计划的经费保障为100万元/年，居家托养资助标准为每户每月600元，其中300元护理补贴以现金形式发放，300元托养资助以提供服务的形式体现。

　　此外，番禺区、花都区、黄埔区都在与社会机构合作试点寄宿式集中托养服务。　　

　　我们看到了政府的努力，但这些还远远不够。精神残疾人几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能拿到的补助连支付医药费都不够。大多数精神残疾人只能依赖着年迈的父母生活。

　　为了儿女操持半生的老人们，他们渴求政府能多提供一些托养机构，让自己的孩子有处可去；他们希望能有可以携残疾儿女同住的养老院；他们希望自己的残疾儿女能享有最低生活保障金；他们希望在自己离世之后，残疾的儿女可以得到善待……

　　故事1 长不大的伟仔

　　伟仔今年已经38岁，他的眼睛依然像婴儿的眼睛一样纯净。或许这是由于，他的智力也停留在了婴儿时代。他不会穿衣，不会说话，不谙世事。不知为何，他就憨憨地笑，偶尔，还伴随着不受控制的手舞足蹈。

　　他的父母像照顾婴儿一样，为他穿衣、喂他吃饭、为他洗澡，每夜都要起床两三次为他掖被角，为他四处求医问药又失望而回，在他走失的时候发动一切人力物力去找他……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整整38年，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伟仔的妈妈骆姨是个很温柔很坚强的妈妈。她说，伟仔出生的时候，接生医生没有做好消毒工作，使他的血液感染了病菌，费了好大力气捡回一条命，大脑却出了问题。骆姨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精力好，又舍不得他，总想着怎么也能把他养下去。最困难的时候家里都没米下锅了，也咬着牙坚持下来。可是现在老了……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终于还是落了下来。

　　伟仔的父亲温叔已经72岁了。曾经是一名警察的他身体消瘦但精神矍铄，还骄傲地拿出他的三等功勋章和大大小小的荣誉证书。2011年他得了肝癌，动手术后恢复得还不错。他的脸上皱纹深深，总掩着抹不去的担忧。他说，虽然我们俩有退休金，经济上不算太艰难，可是我们已经七十岁了又各自生病。现在连去看病都要想尽办法调时间，等我们百年之后……不敢想啊！　　

　　温叔和骆姨一直在说：我们要的并不多，只希望他能有基本的社保和医保，我们不在了，他还能靠着一点生活费勉强生存下去；只希望能有一家托养机构，哪怕只提供日托，让我们能抽出时间去安心看病。

　　故事2 王姨的期盼

　　那年，超仔19岁，中专毕业，在一家商厦上班。有一天他上完夜班回家的路上，天黑漆漆的，他一个不小心，便撞上了脚手架。他的人生，甚至他父母的人生，都从此改写。　　

　　他的妈妈王姨当时正在出差，突然接到电话，说是独子撞伤头部住院了，便不顾一切地赶回家。医院的诊断是脑外伤，缝了十针，可能会有变成植物人的危险。

　　在王姨的精心照料下，超仔醒了，但整个人都变得呆呆的，甚至一度丧失了语言能力。医生说，超仔大脑受损，先慢慢养着吧。再问，要多久才能养好呢？医生说，可能得五六年吧。

　　王姨带着超仔跑遍了周围的各大医院就诊，买各种昂贵的但有助于大脑康复的药给他吃，在家照顾他吃饭穿衣，外出时则牵着他以免走丢。不知不觉间，十八年就这样过去了。王姨渐渐长出白发，超仔依然没有长大。　　

　　超仔算是比较听话的孩子。他能与人进行简单沟通，能自己吃饭穿衣，跟家人在一起不吵不闹，在家时喜欢看报纸看足球，出门则会紧跟着父母，从没跑丢过。他还曾经尝试做过短暂的手工，把衣服的名牌串在一起，每穿10个5分钱。很用心地做了两个月，总共赚了两块钱。而这，也许是他为数不多的可以做到的工作了。

　　王姨从来没有被残酷的现实打倒，她一如既往地爱着自己唯一的孩子。王姨说，虽然他智力受到重创，不能工作还得靠我们养着，但他是我的孩子。从他撞伤那天开始，我们就从没想过要放弃，唯一想的就是如何治好他。只要有一分希望，我们就会付出一百分的努力。

　　甚至，王姨从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她带着超仔一起去过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很多地方旅游。她说，既然命运如此安排，我们也不自怨自艾，只是尽可能地让自己和孩子过得更好些罢了。

　　2011年，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动员王姨担任智力残疾亲友协会主席，协助市残联举办一些活动。王姨担任了这一职务，她带着超仔，走在为残疾人及其父母的权益奔波的路上。

　　这份工作没有任何薪水，并且每周都要开会或组织活动。虽然工作辛苦，但王姨并没有抱怨。她说，自从担任这个职务才遇到和了解了更多的残疾人父母，他们很多人都比我们过得更辛苦。我只能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她说，她想要的不多，只是希望等自己不得不去养老院生活的那一天，可以带着超仔一起住。而要实现这个愿望，任重而道远。（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实习生 吴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