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差序格局”下的礼治与法治

　　红红火火的鞭炮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变得有些孤寂。中国最乡土的传统习俗与当下最迫切的环境保护，在鞭炮这个节点上进行了博弈。类似这样的博弈，以“文明”的名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熟人社会”概念。在“熟人社会”的图景里，老百姓形成的社会关系极其稳定，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道德约束依靠的是自己的面子和熟人的监督，这样的社会是一种人情社会，是一种礼治秩序。费老先生形象地把“熟人社会”的关系比喻成波纹，“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得清清楚楚的柴，而是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这样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熟悉到陌生的“差序格局”。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波纹”没有了踪影。更为典型的是网络社会，人们穿上了“马甲”，潜下了水底，熟人不见了，面子不顾了，监督不在了，浑水可以摸鱼了，于是行为就脱离了道德的轨道。

　　国学大师梁漱溟曾经分析说，“社会秩序之所以维持，在西洋为法律，在中国则倚重习俗。近代法律之本在权利，中国礼俗之本则情与义也。”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法学家梅因曾经这样说过，“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因此，在转型过程中，人们的文明素养既要依靠“人情社会”的礼治，着力于内心的道德训诫；更要依靠“契约社会”的法治，着力于外在的制度约束。

　　鞭炮就是最好的例证，社会各界“少放鞭炮、不扰民、少污染”的倡导是一种礼治秩序的重申；杭州政府“燃放时间刚性规定”的契约是一种法治秩序的构建。惟有让礼治与法治合力，才能让杭州老百姓既记得住乡愁，又看得见文明。（悠斋）